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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以礼让兴国 儒家治世智慧的现代之光（第1页）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一、礼与让：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密码

（一）文明源头的礼治基因

在河南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黄土深处层层叠叠的文化层中，青铜器与玉器的有序摆放，无声诉说着夏朝“以礼正邦”的治国理念。那些造型精美的青铜酒器，表面刻满神秘的饕餮纹，线条刚劲有力，仿佛蕴含着沟通天地的神秘力量；象征权力的玉璋，通体碧绿，棱角分明，打磨工艺精湛，在阳光下折射出冷冽的光泽。这些器物不仅是祭祀天地祖先的礼器，更是构建社会秩序的物化象征，如同一个个沉默的卫士，守护着当时的等级制度与社会规范。

《尚书?舜典》记载的“修五礼、五玉”制度，标志着原始礼仪向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转变。舜帝高瞻远瞩，通过规范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军事之礼）、宾礼（宾客之礼）、嘉礼（冠婚之礼），以及五种不同形制的玉圭作为等级象征，巧妙协调部落关系。想象当时的场景，每逢重大祭祀，各部落首领身着华服，手持象征身份的玉圭，在庄严的礼乐声中，依次向天地祖先行礼，秩序井然。这种礼仪制度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分散的部落凝聚在一起，实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的和谐治世局面，为“礼让为国”奠定了早期实践基础。

商周时期，礼治思想迎来质的飞跃。周公旦心怀天下，制礼作乐，将“礼”从单纯的祭祀仪式，拓展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庞大社会规范体系。《周礼》构建的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礼）、夏官司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事）六大职官系统，以“以礼防民”为核心理念，形成“礼制刑辅”的治理模式。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其铭文中“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复禀王礼，赐贝十五朋”，详细记载了诸侯朝贡时的礼仪规范与赏赐制度。当我们凝视何尊上斑驳的铭文，仿佛能穿越时空，看到当年诸侯们毕恭毕敬地向周天子行礼，进献贡物，接受赏赐的场景，印证了“礼”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实际效能，展现了当时“礼仪即秩序”的治国智慧。

（二）孔子的礼治革新：从仪式到精神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成为时代特征。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资源，纷纷打破原有的礼制秩序。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彻底触动了孔子的礼治神经。在当时，“八佾”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的乐舞规格，季氏作为大夫，竟敢违规使用，这在孔子眼中是对礼制的公然挑战。在《论语?八佾》中，孔子愤怒斥责：“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敏锐意识到，当时社会的混乱根源在于对礼制秩序的破坏。

但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对传统礼治进行了革命性重构。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将“礼”从外在的仪式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强调“礼”的推行必须以“仁”为精神内核。在孔子看来，仅仅遵循礼仪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内心要有仁爱之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在《论语?学而》中，孔子弟子有若进一步阐释：“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礼”与“让”的内在逻辑关系——“礼”的价值在于通过规范行为达成社会和谐，而“让”则是实现和谐的具体实践路径。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在鲁国主导的“堕三都”改革，试图通过恢复礼制，削弱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卿大夫的势力。想象当时的鲁国都城，孔子与弟子们奔走呼号，宣扬礼治思想，虽然最终因三家的强烈抵制和多方阻力未能成功，但为后世儒家提供了“以礼正权”的改革范例，展现了其对理想礼治社会的执着追求。

（三）让德的伦理哲学：从个人到家国

“让”作为儒家核心德目，其哲学根基源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孟子提出“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将“让”视为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在《孟子?公孙丑上》中，“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经典比喻，生动说明“让”的本质是对他人生命价值的尊重，这种基于人性本善的伦理情感，构成了构建礼治社会的心理基础。当我们设身处地想象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的场景，那种本能的担忧和想要施救的冲动，正是“让德”的萌芽体现。

从伦理实践层面看，“让”体现为对利益与权力的主动克制。泰伯“三以天下让”的典故，被孔子赞誉为“至德”。泰伯为成全父亲传位季历（周文王之父）的心愿，主动远走吴越之地。他带领族人跨越千山万水，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在江南地区落脚。在那里，他不仅避免了周部族内部的权力纷争，还将中原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传播到当地，教当地人开垦农田、建造房屋、纺织衣物，开创了吴国文明。这种“让天下”的精神，与《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相互呼应，共同构成儒家“以让去争”的治国逻辑。

二、历史长河中的礼治实践：成功与镜鉴

（一）治世典范：礼让构建的和谐图景

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堪称“礼让为国”的成功典范。汉文帝刘恒以孝闻名，其母薄太后患病时，他在病床前“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日复一日，汉文帝亲自侍奉母亲，端汤喂药，嘘寒问暖，这种至孝品德，不仅成为民间美谈，更转化为政治伦理，推动朝廷推行一系列仁政。汉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减免田租，将税率从“十五税一”降至“三十税一”，甚至一度全部免除田租；废除肉刑，以笞刑、劳役等相对温和的刑罚替代残害肢体的酷刑。想象当时的农村，农民们在减轻赋税的政策下，脸上洋溢着喜悦，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在选官制度上，他采纳贾谊建议，设立“三老”制度，选拔民间德高望重者参与地方治理，将礼治精神渗透到基层社会，使西汉初期出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繁荣景象。

唐代“贞观之治”的礼治实践，更具制度创新色彩。《贞观政要》详细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等大臣的“君臣论治”。李世民多次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互动原则，将礼治理念融入政治生态建设。在朝堂之上，李世民虚心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与魏征等大臣激烈讨论治国方略，尊重他们的见解；而大臣们也心怀忠诚，直言进谏。在法律层面，《唐律疏议》将“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十种重罪）之首定为危害礼制秩序的行为，以法律形式维护等级制度；同时，设立“义仓”制度，要求百姓每年缴纳一定粮食存入义仓，遇灾年时开仓赈济，体现“老有所终”的礼治理想。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在其《私记》中，生动记录长安宫廷礼仪：“凡朝会之仪，文武班列，尊卑有序，让而不竞，威而不猛”，展现了礼治社会井然有序、和谐谦让的独特魅力。我们仿佛能看到长安宫殿中，官员们身着整齐的官服，按照品级依次排列，在朝会中相互谦让，讨论国事的庄重场景。

（二）衰世警示：礼崩让失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事件，是礼治崩溃的重要标志。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刑法条文铸于鼎上，公之于众。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权威，提高了法律的透明度，但也意味着传统依靠礼制进行道德约束的治理模式逐渐瓦解。正如孔子批评：“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当“让德”被功利主义取代，郑国虽在子产执政时短暂强盛，但随着时间推移，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外部在战国列强争霸的激烈角逐中，因缺乏礼治凝聚人心，最终走向衰落，成为“礼崩乐坏”引发国家衰败的典型案例。

明朝中后期的官场腐败，更是“不能以礼让为国”的深刻教训。张居正改革虽一度振兴国势，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争权夺利”的官场风气。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持续长达15年之久。群臣围绕太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的储位问题争执不下，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等重臣卷入其中，甚至出现官员因直言进谏被“廷杖致死”的极端情况。想象当时的朝堂，大臣们分成不同派别，相互攻击，争吵声此起彼伏，完全不顾及朝廷的整体利益。这种“以争代让”的政治生态，严重消耗了明朝的统治根基，导致党争不断、内耗加剧。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痛心疾首地指出：“礼亡而争起，争起而国危。”明朝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覆灭，为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警示。

三、礼治思想的哲学解码：伦理与政治的共生

（一）礼的现代性：从差序到契约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精准剖析了传统礼治的社会结构特征。在以宗法关系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中，人们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血缘、地缘等亲疏关系，形成“己—家—国—天下”的伦理链条。这种结构在当代社会依然存在，并转化为“熟人社会”的治理惯性。浙江“枫桥经验”便是典型例证，当地通过乡规民约、宗族调解等传统方式，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枫桥的村落里，邻里之间发生矛盾，往往会请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宗族长辈进行调解，大家遵循传统的礼治规范，相互谦让，最终达成和解，展现了礼治传统与现代基层治理的有机融合。

从契约社会的视角来看，“礼”本质上是一种非正式制度。根据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社会治理体系由正式制度（如法律）与非正式制度（如道德、习俗）共同构成。日本企业的“年功序列制”深受儒家礼制影响，该制度通过论资排辈的晋升规则，减少内部竞争，增强员工归属感。以松下、丰田等企业为例，新员工进入企业后，会受到老员工的悉心指导，大家在工作中相互协作、顾全大局，形成独特的团队精神，充分印证了礼治思想在现代组织管理中的强大生命力。

（二）让德的经济学诠释：超越零和博弈

行为经济学的“最后通牒实验”，为“让德”提供了科学依据。实验中，提议者分配一笔金钱，回应者若接受分配方案则双方按此分钱，若拒绝则双方都得不到钱。实验结果显示，当分配方案低于总金额的20%时，回应者通常会拒绝。这表明人类具有天然的公平偏好，适度让利能增进合作收益，而过度逐利往往导致交易破裂。春秋时期弦高“犒师救国”的故事，便是“让德”实现博弈均衡的生动案例。弦高以商人身份偶遇准备偷袭郑国的秦军，他果断拿出自己的货物犒劳秦军，看似损失财物，却成功迷惑秦军，避免了郑国被灭，实现了“让小利存大义”的智慧抉择。想象当时弦高面对秦军的紧张场景，他临危不惧，巧妙运用“让德”策略，为国家赢得了生机。

在公共选择理论框架下，“让”是破解“公地悲剧”的有效策略。以内蒙古草原的“草畜平衡”制度为例，牧民们通过协商划定放牧区域，主动放弃过度放牧带来的短期利益，以换取草场生态的长期可持续性。在草原上，牧民们围坐在一起，共同商讨放牧规则，为了草原的长远发展，大家相互谦让，合理规划放牧区域。这种现代“让德”实践，与《礼记?月令》中“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的古训一脉相承，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对长远利益与和谐共生的共同追求。

四、当代社会的礼治困境与重构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礼治失落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传统礼治面临严峻挑战。城市社区的“原子化”现象日益严重，在北京某大型社区的调研显示，78%的居民甚至不知道邻居姓名，“老死不相往来”成为普遍现象。走进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家家户户紧闭房门，邻里之间互不相识，缺乏交流。传统“让德”所依赖的熟人网络逐渐瓦解，导致共享单车被私占、公共绿地被圈占等不文明现象频发。上海推行“垃圾分类”政策初期，因部分居民缺乏“让渡便利、共担责任”的共识，引发诸多矛盾。在一些社区，居民们为了图方便，随意丢弃垃圾，不配合垃圾分类工作，这本质上是公共空间治理中“礼”的缺位，说明单纯依靠法律强制难以实现可持续的社会治理。

在职场领域，“内卷化”竞争导致“让德”缺失。某互联网企业推行的“996工作制”引发广泛争议，员工为争夺有限的晋升机会，不得不过度加班，导致“过劳肥”“职业倦怠”等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些企业的办公室里，深夜依然灯火通明，员工们疲惫地敲击着键盘，为了业绩和晋升拼命工作。这种“以争代让”的职场文化，与日本京瓷公司“敬天爱人”的经营哲学形成鲜明对比。稻盛和夫通过“让利于员工、让利于客户”的理念，将企业打造成“命运共同体”，使京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稳健发展，凸显了“让德”在职场管理中的重要价值。

（二）礼治重构的多元路径

在基层治理方面，浙江“枫桥经验”的创新升级提供了新思路。诸暨市枫桥镇将传统“三老”制度转化为“乡贤参事会”，邀请退休干部、企业家、知识分子等乡贤参与公共事务协商。通过“礼让调解”机制，当地将76%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例如，在某村土地流转纠纷中，乡贤们凭借威望和智慧，协调各方利益。他们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村民的诉求，组织大家坐下来协商，既保障了农民权益，又推动了产业发展，实现了“德治—法治—自治”的有机融合，使“让德”重新融入现代基层治理体系。

企业治理层面，海尔集团的“人单合一”模式充分体现礼治智慧。张瑞敏将传统科层制组织解构为“小微团队”，鼓励员工自主经营。同时，集团强调“用户至上”的让德精神，某小微团队为解决用户投诉，主动赔付三倍损失，虽短期内遭受经济损失，但赢得了长期口碑和用户信任。在海尔的生产车间和服务团队中，员工们时刻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这种“以让致和”的策略，助力海尔连续12年入选“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证明礼治思想能够为现代企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五、礼治的全球价值：中华文明的治理启示

（一）国际关系中的礼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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