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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义利之辨 千年哲思的时代回响（第2页）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曾面临义利抉择。某中资企业在非洲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时，起初因忽视当地劳工权益保障，引发当地民众不满。企业为了赶工期、降低成本，安排当地工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且工资待遇较低，还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这一做法引起了当地工会和民众的强烈抗议，项目推进受阻。企业及时调整策略，增加当地员工培训，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并投资建设学校、医院等民生工程。通过这些举措，企业不仅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信任，也为企业树立了良好形象，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展现了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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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场伦理的重构实践

日本稻盛和夫创立的“阿米巴经营模式”，将“敬天爱人”的哲学理念融入企业管理。每个阿米巴小组都是独立核算的经营单元，但成员以“忠”于集体目标的责任感自主经营。当不同小组在资源分配上出现分歧时，通过协商与换位思考达成共识。例如，在京瓷公司，当两个阿米巴小组对某项原材料的分配产生争议时，他们不会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争夺资源，而是共同分析生产需求和整体利益，以寻求最优解决方案。

这种模式使京瓷在多次经济危机中保持稳健发展，其“利他”的经营哲学，与儒家“君子成人之美”的义利观不谋而合。稻盛和夫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不仅是追求利润，更要为员工、客户和社会创造价值，这种理念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海尔集团推行的“人单合一”模式，鼓励员工将个人目标与用户需求紧密结合。当用户反馈冰箱门封条密封性不佳时，研发团队迅速响应，不仅在48小时内推出改进方案，还主动回访用户，确保问题彻底解决。此外，海尔内部倡导“容错文化”，对于创新过程中的失败给予宽容，以“恕”道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在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下，员工不再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是主动的创业者，他们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导向，积极创新，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利益。这种将用户利益置于首位的做法，体现了新时代的义利平衡，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优势。

四、跨文化视角下的义利之辨

（一）西方伦理的义利探索

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强调“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认为道德行为应基于纯粹的义务，而非功利考量。这种思想与儒家“君子喻于义”在强调行为的道德自主性上存在相通之处。康德认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它所产生的结果，而在于行为者的动机是否符合道德法则。例如，帮助他人不应是为了获得回报或赞誉，而应是出于对道德义务的尊重。

然而，西方功利主义学派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这与儒家“义以为上”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功利主义者认为，只要某个行为能够带来总体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它可能违背某些个体的权利或道德原则，也是正当的。例如，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功利主义者可能会支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换取多数人的幸福，这与儒家强调的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追求义利和谐的思想有所不同。

在企业管理领域，西方“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企业应兼顾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等多方利益，这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不谋而合。例如，美国的巴塔哥尼亚公司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的核心使命，不仅推出可回收的户外服装，还将部分利润捐赠给环保组织。该公司认为，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还要对环境和社会负责，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体现了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价值追求。

（二）宗教文化中的义利表达

基督教“爱邻如己”的教义，与儒家“仁者爱人”在倡导关爱他人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基督教的爱源于上帝的启示，是一种神圣的命令；儒家的义利观则基于人性本善的哲学前提，认为推己及人的道德行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在基督教中，信徒被教导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这种爱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并且是对上帝诫命的遵循。

伊斯兰教强调“合法经营”（Halal），禁止高利贷和不正当交易，这种商业伦理与儒家“以义制利”的思想殊途同归。在伊斯兰商业活动中，任何形式的欺诈、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商人必须遵守公平、诚实的原则进行交易。例如，在中东地区的传统集市中，商人会自觉遵守这些规则，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

犹太教《塔木德》中“不要论断你的邻居，直到你身处他的位置”的训诫，也蕴含着换位思考、兼顾他人利益的智慧。犹太教教义教导信徒要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处境，避免因片面的判断而伤害他人。这种思想与儒家的恕道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强调在人际交往中要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人。

五、义利观的当代挑战与未来展望

（一）数字时代的伦理困境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暴力、信息泄露等问题频发，背后折射出义利观的扭曲。某明星因舆论误解遭遇大规模谩骂，部分网友在未核实真相的情况下，肆意发表攻击性言论，甚至进行人肉搜索，严重侵犯他人隐私。这些网友为了追求网络关注度和自我表达的快感，完全忽视了道德底线（义），将网络空间变成了发泄情绪和攻击他人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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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营销号为了获取流量和商业利益，故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例如，在某些热点事件中，营销号为了吸引眼球，编造不实细节，引发社会恐慌和混乱。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也破坏了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凸显了数字时代义利观失衡的严重问题。

在人工智能领域，算法偏见引发了广泛的伦理争议。亚马逊曾开发的招聘算法因系统性歧视女性被停用，该算法在训练过程中，由于历史数据中存在性别偏见，导致对女性求职者产生不公平的评价。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面部识别技术中，一些研究表明，某些面部识别系统对深色皮肤人群的识别准确率明显低于浅色皮肤人群。

这些现象提醒开发者，在设计技术时，应以“忠”于公平正义的态度，避免技术沦为追求商业利益的工具。如果算法设计只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其对社会公平和人权的影响，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背离了科技发展应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初衷。

（二）全球治理的义利抉择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秉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理念，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项目中，中方不仅完成港口建设，还投资建设医院、学校、住房等民生工程，以“忠”于合作共赢的态度，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面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中国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恕道促进文明互鉴，这种超越狭隘利益的做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在气候治理领域，中国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忠”于全球减排目标，又以恕道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中国积极履行减排承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同时通过南南合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将责任担当与包容理解相结合的方案，展现了义利观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重要价值。

从殷墟甲骨上的神秘刻辞，到数字时代的算法伦理；从孔子杏坛的谆谆教诲，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千年哲思始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嬗变。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碰撞的时代，儒家义利观为解决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当我们以“义”为准则规范利益追求，以“利”为基础践行社会责任，就能在个人修身、商业经营、全球合作中，找到实现和谐共生的密码。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更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义利之辨必将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继续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六、教育场域中的义利启蒙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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