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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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至于&ldo;倔强&rdo;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肝气发作时，不但心境不平和，而且也不感到恐惧，确实是这种感觉。不只是年轻时是这样，即使我渐渐老了，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努力控制自己，降服自己的心，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关键是要稍稍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炽烈。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代圣人所说的窒欲，就是降龙；所说的惩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的理论不一样，但节制血气，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至于&ldo;倔强&rdo;这两个字，却不能缺少。功业文章，都需要有这两个字贯穿于其中，不然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就是从这两个字上下功夫。咱们兄弟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如果能除去愤怒和欲望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详解

曾国藩提倡自强、倔强，这都是大丈夫立世所必不可缺的。值得引人注意的，则是曾国藩在此自强、倔强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强的概念。明强的意思，不外乎既要自强，又不能盲目自强；既要超过别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条件和场合。在这里，曾国藩以历史上的人物为例，提出要坚持孟子的集义而强、曾子的从自我反省中崛起，反对李斯、曹操、董卓、杨素那样的强，因为他们的强都用于谋一己私利上，所以没有好下场。

唐代的顺宗在当太子时，亦好作壮语，恍然以天下为任。太子有盛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顺利当上皇帝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太子胜过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举动，所以又常会遭父皇的猜忌而废黜。聪明的太子因此必须不能表现出太强的才干，造成太响的名气。顺宗作太子时，一日曾对僚属说：&ldo;我要竭尽全力，向父皇进言革除弊政的计划！&rdo;但慕王叔文却告诫他：&ldo;作为太子，首先要尽孝道，多向父皇请安、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国事，况且改革一事又属当前敏感问题，你若过分热心，别人会以为你邀名邀利招揽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于你，你将何以自明？&rdo;太子听得如雷贯耳，于是立刻闭嘴哑言。德宗晚年荒y而又专制，太子始终不声不响，直至熬到继位，方有了唐后期著名的顺宗改革。

这种含才不露、不显身手的风格，就是明强，也就是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特长，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历史人物大概应推范蠡了。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ldo;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rdo;，就激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ldo;分国而有之&rdo;的大利，退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ldo;致产十万&rdo;，受齐人之尊。范蠡虽居相安荣，但又以为&ldo;久受尊名，不祥&rdo;，乃归相印，尽散其财，&ldo;闲行以去，止于陶&rdo;，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货累矩万，直至老死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ldo;范蠡三徙&rdo;。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身家性命之忧。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结果死在勾践手下。说到底，像顺宗、范蠡这样处理名位的方式，都是为了形式上放弃之后，更永久地保有它。

第二部分：明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3）

曾国藩饱读史书，对历史上这种因显示才能而招来杀身之祸的例子早已了熟于胸，尤其是身处官场，又值乱世，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随时会把自己卷入漩涡。因此，曾国藩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带兵之际，都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让自己处在太显眼的位置。

在天京攻破前夕，曾国荃贪功冒进，曾国藩对此忧心如焚，不断寄信给曾国荃，要他审时度势，适可而止，当时的这一段历史集中体现了曾国藩心中的明强思想。

曾国荃部获得无为州、运槽镇之捷后，距金陵仅二百里，但由于节节分兵守安庆、枞阳、庐江等处，兵力顿显单薄。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奏请准曾国荃回湘募勇六千人，准备再大干一场。曾国藩在安庆写信至湘乡说：&ldo;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rdo;所以望他&ldo;迅速回营，不可再在家中留恋&rdo;。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由于李秀成进攻上海甚急，谕令曾国荃统带老勇八千名赴沪。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ldo;即赴新任&rdo;。正月二十三日，又&ldo;飞催曾国荃将所募湘勇留防安庆，克日督带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择要堵剿&rdo;。二月初三，又将曾国荃补授江苏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接到这些廷寄，曾国藩本也是叫他遵命率师赴援上海的。但是曾国荃执意不肯去，因为他眼睛盯着的是攻下金陵的功业，心中想着的是充斥金陵的财货。曾国藩无法，只得听之任之了。

曾国荃在湖南停留了几个月，带着新募的七营湘勇，于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安庆大营。他满腹阳刚之气，大谈&ldo;事求可，功求成&rdo;，而且&ldo;不免代天主张&rdo;。这种急功近利的俗念，引起了曾国藩的担忧，所以曾国藩&ldo;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rdo;，极力想从&ldo;无为&rdo;这个方面来开导他稍释名利思想。

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乘船离开安庆。于三月二十日进占巢县、含山，二十二日进占和州。与此同时，多隆阿部于四月十五日攻占庐州，彭玉麟部攻占芜湖、东梁山。五月初一，曾国荃率师万余人克复秣陵关，初二日夺得大胜关、三汊河，初三日连克头关、江心洲，薄仓洲，在彭玉麟水师的掩护下，进驻雨花台。对于曾国荃的这次进军，曾国藩&ldo;既以为慰，又以为惧&rdo;。

曾国藩为什么忧惧？一是他想起了前车之鉴，向荣、和春驻江南大营，先后领兵七万人，屯守八年，最后溃败，而曾国荃当时仅二万人。二是认为曾国荃打乱了自己的部署。曾国藩当时设想，攻取金陵，仍然须采取攻夺太湖与安庆的办法，围城打援。他计划&ldo;于太平、采石南路进一支&rdo;，由曾国荃担任；&ldo;于句容、淳化东路进一支&rdo;，由鲍超担任；&ldo;浦口、九洲西路隔江进一支&rdo;，由多隆阿担任；&ldo;镇江北路&rdo;进一支，由李续宜担任。在其余三路都还没有来得及按计划到达金陵附近时，惟独曾国荃不顾及友军的配合，贸然进军。曾国藩闻讯后，于初七日给曾国荃写信说：&ldo;句容东路纵无兵来，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军至九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为焦虑。又上游南陵空虚，季弟不留兵守之，于宁国、芜湖均有妨碍。&rdo;第二天，又给曾贞干写信说：&ldo;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一则北岸多军未到，二则后面句容一路无兵，恐援贼来抄官军之尾。&rdo;因此，他希望两位弟弟&ldo;稳慎图之&rdo;，&ldo;以待多军之至&rdo;。当时，&ldo;曾国荃军合水师不满二万，孤军深入，诸将帅皆以为不可&rdo;，&ldo;人人代为危虑&rdo;。曾国藩转告他说：&ldo;外间则议弟处新营太多，兵不可靠，几于众口一词&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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