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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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第1页）

来，文学（尤其是诗歌）本身即是玩物丧志，所以韩愈被看作“倒学”，杜

诗也被称为“闲言语”（见《二程遗书》卷一八）。如果整个诗坛都受这种

思想支配的话，那么连诗坛自身的存在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把一位诗人树为

1苏辙批评李白“不知义理之所在”，而称杜甫“有好义之心”（《诗病五事》，《挛城集》卷八）；张

戒说“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岁寒堂诗后》卷上）；黄彻则批评李

白：“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溪诗话》卷二）。

人品楷模了。南宋的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文学修养最高的一位，他对杜诗也

是毁誉参半，但他对社甫的人品颇为敬重，曾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

愈、范仲淹五人称为“五君子”，说：“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

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

《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这种认识在宋代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当朱

熹说这话时，杜甫的典范早已由北宋人树立起来了，所以这并不能说明理学

思想对杜甫评价的影响，倒是体现了理学家对文学家观点的认同。所以理学

思想对于宋人选择杜甫为人品楷模一事只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并没有起到支

配的作用。这样，当我们探索宋人尊杜的原因时，就不应仅仅把目光盯着理

学思想。

我们的看法是：宋人对杜甫人格的尊重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自我人格的

尊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们的主体意识和参政热情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宋代政坛上叱咤风

云的不再有跋扈的武臣与弄权的宦官，而是清一色的士大夫。虽说士大夫阶

层本身也有忠奸贤不肖之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

使命感的。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宋代的士大夫对自身的人格力量充满自

信，范仲淹、王安石等功业彪炳者是这样，王令、陈师道等命途多舛者也是

这样。因为后者虽然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却依然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价

值，即由注重外部事功转向注重内心修养。宋人能够选择终生穷愁潦倒、

对唐代政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的杜甫作为人品楷模，原因就在于此。从这个

基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唐人对杜甫的忧国之心熟视无睹，而宋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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