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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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39;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

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2。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3，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4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39;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ot;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ot;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ot;，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ot;书&ot;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ot;富者兼并小民&ot;，而&ot;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ot;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ot;切责&ot;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ot;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ot;他所代的&ot;天下&ot;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ot;命&ot;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ot;搜括臣宰&ot;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ot;助饷&ot;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ot;寇乱&ot;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ot;切责士升&ot;，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ot;要誉&ot;方式，&ot;放之已足&ot;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ot;汲汲&ot;的&ot;要誉&ot;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ot;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ot;（《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ot;流寇&ot;，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ot;流寇&ot;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ot;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39;剿兵安民&39;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ot;（《北略》卷十九）这也实在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ot;剿兵&ot;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

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ot;收拾人心&ot;，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ot;收拾&ot;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ot;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ot;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他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样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

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特别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

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一个转机也是由于大灾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

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一次蝗旱，闹到&ot;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ot;（《烈皇小识》）。但你要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ot;土寇&ot;了。&ot;土寇&ot;之所以并起，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

‐‐&ot;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ot;（《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李自成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儿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ot;流寇&ot;首领们也大有悬异。上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力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而作风的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一位&ot;杞县举人李信&ot;的参加。

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想来不必一定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吧。同样的读书人跟着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事迹摘录在下边。

&ot;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日：

&39;李公子活我&39;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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