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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由此可见，集权与否，任命与否，还得看资源归谁所有，即产权决定治权，甚至决定治法（统治方法）。邦国时代，天下为家（资源家有），公权力也就世袭（家天下）。相反，如果&ot;天下归公&ot;（公天下），就不能再靠&ot;家臣&ot;来管理，而必须代之以由国家任命、直接听命于最高当局、不隶属于任何私人的&ot;公务员&ot;，即&ot;朝廷命官&ot;。朝廷命官不是&ot;私家子&ot;，而是&ot;公家人&ot;。他们的工作叫公务，文书叫公文，官服叫公服，厅署叫公堂，向上级或中央反映问题的正常渠道则叫&ot;公路&ot;（与之相对应，行私请托的门路就叫&ot;私门&ot;，即区别干&ot;前门&ot;的&ot;后门&ot;）。总之，官员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叫以权谋私；必须服从国家意志，否则就叫结党营私。帝国的官员，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人。既然如此，则帝国的性质，岂非多少有点&ot;公天下&ot;的意味？或者说，名义上或观念上是&ot;天下为公&ot;?

事实上，官员们之所以成为帝国的中坚和支柱，甚至在王朝濒临灭亡之时仍能守土安民，坚持办公，就因为他们是&ot;公家人&ot;，而且有&ot;天下为公&ot;的观念。他们甚至不属于自己（官身不由己），而属于国家。因此，一旦国家有难，忠孝不能两全，他们往往都会选择为国尽忠。这是&ot;义之大者&ot;，是官员的&ot;大节&ot;，也可以说是官员的&ot;职业道德&ot;。一个官员，可能昏庸无知，可能不拘小节，可能聚敛贪墨，可能糙营人命，但在&ot;忠君爱国&ot;这个&ot;大是大非&ot;面前，多半都不会含糊，也不敢含糊。因为一旦大节有亏，即便不会受到处罚，也将无法自立于官场，甚至留下千古骂名，让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

同样，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大多数官员基本上也都能秉公办事。这也正是其&ot;公家人&ot;身份所使然。过去我们一说到官场，总认为那里面是一片黑暗。这其实既不公平，也不客观。实际情况是，帝国历史上的官员，大多数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尤其在王朝的前期和中期，就更是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以权谋私，更不是所有的官员一上任就以权谋私。克己奉公的人是有的，秉公执法的人也是有的，既秉公也谋私的就更多。不难想象，如果所有的官员在所有的时候都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为非作歹，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一个王朝岂能延续数百年之久？

这同样是&ot;天下为公&ot;的观念所使然。国家财产既然是公有，国家事务既然是公务，那么，代表公家来处理公务的官员（公务员），就不能不&ot;出以公心&ot;，否则便违背了国家设官的初衷。所谓&ot;官身不由己&ot;，即是此意。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为官，他就不再是&ot;私人&ot;（个人），而是&ot;公人&ot;（官方），是&ot;公家&ot;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必须以&ot;公家&ot;（国家）的利益为利益，以&ot;公家&ot;（国家）的意志为意志，不能任由一己之私。这一点，为官场之通则。即便是皇帝，也不例外。相反，由于皇帝是最大的官（他有时就叫&ot;官家&ot;），也就更加身不由己。隋文帝曾说&ot;联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ot;，就因为&ot;天家无私事&ot;，皇帝的家务即国务。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以帝国的最高利益为转移。

当然，并非所有的皇帝和官员都能做到这一点，公与私的矛盾也贯穿了帝国历史的始终。比如在建储的问题上，是立长、立嫡，还是立爱，就是公（嫡长）与私（爱）的矛盾。清廉与贪墨，也是公与私的斗争。但无论是任性的皇帝，还是贪婪的官员，都不敢公然反对&ot;天下为公&ot;的原则。他们只能采取种种&ot;不正当&ot;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私欲，而且往往不能成功，不是当场被抵制，便是事后被追究，最后落得身败名裂。这样的案例，同样是史不绝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ot;天下为公&ot;的观念确实深人人心。

官制制度的演变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从春秋战国（前帝国）的爵位世袭，到秦汉魏晋的官职半世袭，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选官，便正是一个不断强化公有意识和代理制度的过程。封国、采邑、爵位、官职，之所以能够世袭，就因为它们是私有的，因此可以私相授受。相反，通过全国统一的公开考试和公平竞争来选拔官员，则证明国家政权确实是&ot;天下之公器&ot;。只要愿意效忠君王和国家，并有一定能力，则人无分贵贱，地无分南北，均可通过种种正当途径参与国家管理事务，&ot;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ot;，由布衣而卿相。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自然天下人得以治理之。这又正是&ot;公天下&ot;的观念所使然。

当然，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才会真正认同代理人的身份，并忠于帝国，世袭制和推荐制就做不到。世袭的官员只会感激祖先的荫庇，推荐的官员则只会感激他人的举荐，唯有因科举而一步登天者，才能由衷地感到&ot;皇恩浩荡&ot;，并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当然，他们也会十分明白自己不过是帝国的代理人。自己拥有的，只不过是帝国授予的权力。一旦帝国取消授权，自己将一无所有。因此，他们除了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以外，也没有别的选择，更不会有什么&ot;非分之想&ot;。

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ot;天下为公&ot;的观念（是观念，不是事实），虽然为帝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却也同时给它造成了许多麻烦，比如腐败就是。

一般地说，邦国无腐败，因为邦国的资源和财富原本是诸侯和卿大夫他们自己的。卿大夫&ot;齐家&ot;，是管理自己的采邑，&ot;治国&ot;和&ot;平天下&ot;则是尽义务，既没有薪水可拿（但可能有赏赐），也谈不上以权谋私。因为各人的地盘都分得清清楚楚，你总不能把别人的封地和采邑谋来吧？吞并其他&ot;国&ot;、&ot;家&ot;的事也有，但那多半是打仗打来的，不是搞腐败搞来的。总之，家也好，国也好，都是自己的，哪有贪污自己财产的道理？顶多也就是骄奢y逸，挥霍浪费，坐吃山空，当败家子。所以邦国有腐化而无腐败。当然，后来邦国变大了，变成了准帝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但再腐败，也赶不上帝国。

帝国之所以会搞腐败，就因为资源和财富是&ot;公家&ot;的；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所谓&ot;公家的&ot;，也就是&ot;大家的&ot;，自然人人有份，谁都可以来吃一口（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更何况帝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大二公。大，就吃不完；公，就都有份。因此只要有机会，许多人都会理直气壮地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

不但帝国的资源和财富可以&ot;天下共享&ot;，甚至就连皇帝，也是可以轮流做的。这一点，至少在汉以后就被默认了。当然默认不等于承认，帝国时代的&ot;改朝换代&ot;与民主国家的&ot;轮流坐庄&ot;也不可混同（请参看本书第六章），但总归是默认了。不默认，所有的改朝换代都将失去合法依据。但如果承认，则又等于鼓励造反。唯一的办法，是只讲&ot;天下为公&ot;，不讲&ot;人人有份&ot;，并假定本朝的授权不会被上天更改。帝国制度的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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