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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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非市场经济社会的情况则又不同。

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也有两种，即权力社会和武力社会。游牧民族是比较钟情于武力的。靠着武力，他们往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但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如果像成吉思汗那样&ot;只识弯弓she大雕&ot;，建立了政权，也不可能长治久安。这就要向精于此道者学习。学得好的，就呆下去（比如清）；学得差的，就呆不长（比如元）。

擅长建立稳固政权的只能是农业民族。农业生产需要精耕细作，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过多地使用武力显然于农耕不利。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有秋季才能出兵的规矩（帝国时代则演变为秋季处决人犯的惯例）。这正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限制使用武力（秋后粮饷较足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农业民族更热衷的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造成对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破坏，但其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只有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但在这时，他们是把起义领袖视为&ot;真命天子&ot;的，而且希望这些领袖一旦打下了江山，就立即放下屠刀，拿起权杖。也就是说，农业民族的选择，是建立权力社会。

然而不幸的是，权力社会原本来自武力社会，权力集团也必定产生于武力集团。即便是那些依靠&ot;和平手段&ot;夺得江山者，比如曹氏父子（魏）、司马家族（晋）、赵匡胤兄弟（宋），哪一个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坚强后盾，又哪一个不是军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权力社会很容易变成集权社会。因为对于战争的胜利而言，集权是必须的。如果一个部落或民族长期使用武力，那它就必定集权，甚至会产生专制和独裁。当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也未必独裁。比如唐代制度规定，皇帝的旨意，必须得到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堂会议的认可方能生效，就不独裁。但不管怎么说，集权则是必须的。

好在这并不成问题，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ot;一袋马铃薯&ot;。&ot;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ot;因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发明出来。或者说，当农业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时，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权力社会，甚至集权社会。

从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社会运作的成本明显降低了。过去，为了支配资源，分配财富，必须付出血的代价，正所谓&ot;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ot;（《孟子。离娄上》）。这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无疑巨大的灾难。现在，&ot;硬打拼&ot;变成了&ot;软着陆&ot;。只要一声号令，一道文书，便可令行禁止，岂不是节约？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民群众也可以安居乐业，岂非进步？

所以，帝国制度建立之初，不但统治阶级意气风发，以为是替天行道，就连被统治阶级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说法，秦始皇&ot;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ot;，建立起自己中央集权的王朝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抗。相反，那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并对它抱有极大希望（莫不虚心而仰上）。这应该说是一个事实，因为民众总算不会动不动就被砍掉脑袋了。&ot;元元之民&ot;既然能&ot;安其性命&ot;，自然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实际上，大秦帝国过早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正在这里---他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ot;非典型暴力&ot;，然而始皇和二世却把它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虽二世而亡，汉却继承了秦的事业并获得成功。这说明集权和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要求，秦与汉则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事实上，仅是水灾和饥馑，就要逼出一个中央集权来。那时割据的诸侯，除秦国以外，几乎无不以邻为壑，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在灾年禁止谷米的流通。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时，竟然将黄河决堤以浸淹对方，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贫苦无告的民众。天灾加上人祸，如再不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集天下之权，那可真是民不聊生！事实上，秦始皇就宣称自己的功劳是&ot;隳坏城郭&ot;和&ot;夷去险阻&ot;，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可见集权一事，在当时还真是一个福音。

更何况，那时也没有别的路好走。封建制度（邦国制度）已弊端尽显，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闻所未闻，除了走向集权，又能如何呢？

现在需要的，只是为它找到一种形式，并使之制度化。

于是，帝国被发明了出来。

第一章天下一统六帝国的前夜

帝国来自邦国。邦国制度是帝国的前史，春秋战国是帝国的前夜。

邦国是从部落国家向统一国家过渡的特殊形式。它对内使用权力，对外使用武力，名义上服从一个&ot;天下共主&ot;，相互之间却征战不断，是一种半野蛮的社会和不成熟的国家。但正因为不成熟，正因为有竞争，正因为半野蛮，邦国时代反倒充满了勃勃生机，创造出我们民族最为璀璨的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高歌猛进，是一个社会从幼稚阶段向成熟阶段的步步高升，其间的悲壮惨烈和睿智聪明难以尽书。

秦，就是这时在西方崛起的。

秦国的崛起开始于秦孝公。贾谊《过秦论》说：&ot;秦孝公据淆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ot;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秦的成功，除秦国国君雄心勃勃，秦国上下同心同德外，还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孝公的图治，一是商鞅的变法。

商鞅本姓公孙，因为是卫国人，又叫卫鞅；又因为被秦王封于商，而被称作商鞅。商鞅入秦后，先是向秦孝公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忘乎所以。所谓&ot;帝道&ot;，即尧舜之道，其实就是部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所谓&ot;王道&ot;，即汤武之道，其实就是邦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这两种东西早已过时，孝公怎么会有兴趣？&ot;霸道&ot;虽然表面上是春秋五霸之道，却蕴含着未来帝国的政治理想。秦孝公要与时俱进，当然一拍即合。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所谓&ot;变法&ot;，其实就是&ot;改制&ot;，即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但其近期目标，却首先是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尽快成为&ot;霸主&ot;。只有先完成&ot;霸业&ot;，才有可能完成&ot;帝业&ot;。我们知道，邦国作为半武力半权力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两个，即权力和武力。最重要的事情也只有两个，即祭祀与战争。所谓&ot;国之大事，唯祀与戎&ot;，乃是邦国时代的共识。祭祀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权力。战争重要，则因为它意味着武力。因此，一个邦国能不能成就霸业获取霸权，最终成为帝国的缔造者，就看他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和武力。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财力也是不可少的。商鞅和商鞅前后的变法，便都围绕这三个主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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