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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4页）

最后一段，作者感慨说不能和曾巩经常在一起，互相切磋文章，由此而感到遗憾和失落。“以相警，且相慰云”，“相警”“相慰”四个字，道出了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升华了主题。可以想象，两个人的友谊是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世俗的杂质。这种友谊不会因为时间而淡化，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有所松弛，无限离别意，尽在不言中。

在写作手法上，本文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由小及大，收放自如。这种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正是王安石作品的魅力所在。

后人评论

《宋史》：“（王）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①，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②，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③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注】

①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之公子，以好客养士而著称。《孟尝君传》即《史记?孟尝君列传》。②特：但，只。鸡鸣狗盗：孟尝君出使秦国，被囚。有门客装狗，盗得狐白裘献给秦王宠姬，宠姬劝秦王释放孟尝君。孟尝君连夜逃至函谷关，天未亮，关门未开，又有门客学鸡叫，骗开关门，才逃回齐国。③擅：依靠，凭借。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他养士数千人，成为齐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士人也因为他待人“无分贵贱”而乐意归附他，孟尝君被困于秦国时，最终依赖这些擅长鸡鸣狗盗的士人，从虎豹般的秦国脱身。司马迁都不禁概括说：“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传矣。”

而王安石在读《史记?孟尝君传》之后，就写下一篇与众不同的读后感，全文仅90字，却被誉为“千秋绝调”。这篇《读孟尝君传》是一篇驳论文，它所要反驳的，就是人们都认可的“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一开头就直奔主题，而后用两句话非常简括地点出了传统看法的主要内容，作为自己驳论的靶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士以故归之”，这是“能得土”的因果关系。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又是“能得士”“士归之”的结果。简简单单的三句话，把《孟尝君列传》中一大段记叙文字的内容都全部概括进去，且每一句都彼此连接，非常简练，也非常紧凑。三句话中的“得士”“士归”“脱秦”在后面都有照应，也都是批驳的对象，可谓语无虚设，甚至连“虎豹”这样的形容性词语，后面也自有照应。

铺垫充足以后，作者紧接着用“嗟乎”这个感叹语作转折，马上提出了一个与“孟尝君能得士”针锋相对的论断：“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土？”不仅一反世人的敬仰之情，还给号称最能得士的孟尝君戴上一顶“鸡鸣狗盗之雄”的帽子。这个针锋相对的论断由于跟传统看法完全对立，看似极为荒唐，不可思议，也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但接下来，王安石并不从正面去论证自己提出的这个论断。因为倘若费力地论证孟尝君非得士之人，并不能证明他得的是“鸡鸣狗盗”之人，因为他也网罗了像冯谖这样的人才。于是王安石紧紧抓住“不足以言得士”这个中心论题，巧妙地从反面加以推论：“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这是直接反驳上文的“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于是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在作者心目中，所谓“士”，绝非“鸡鸣狗盗之徒”，而是“国士”，是有大智大谋能为帝王师的高级人才，是像兴商的伊尹、兴周的吕望、兴汉的张良这种兴邦定国之材。有了这样的人才，再加上齐国据有的强大国力，就可以南面称王，制服虎豹之秦，哪里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这一反问，咄咄逼人，又理直气壮。

这个历史事实正可以从反面证明孟尝君并未得士，并未得到像管仲那样辅佐桓公成霸业的士，更不用说辅佐武王成王业的吕望那样的士了。“鸡”“狗”与“虎豹”的对照，颇含深意：孟尝君非得士之人，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而已，而贤明之士是指治国安邦的人，正因为孟尝君门下尽是一些只懂雕虫小技之士，所以真正的贤明之士是不肯投靠他的，观点有新意，其实这里就已涉及到了人才的标准问题。

行文至此，已将孟尝君“岂足以言得士”的论断论证得很有力了，但作者抓住孟尝君用鸡鸣狗盗之徒之力这件事又翻进一层：“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更是发聋振聩之论，是直接反驳“士以故归之”这个论断的。因为，孟尝君一旦收了鸡鸣狗盗之徒，真正的国士就会认为他根本不重士。因为士不仅羞于与此辈为伍，更是因为他们从搜罗任用鸡鸣狗盗之徒这件事上，看到了主人之不能成大事。说明孟尝君之所以不得真正的国士，恰恰是由于他搜罗了鸡鸣狗盗之徒。通过这一层的反驳，作者无不惋惜地发出感慨说：“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一声悲叹结束全篇，可谓是余音绕梁，令人回味无穷。

后人评论

沈德潜：“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卷三十）书李文公①集后

文公非②董子作《仕不遇赋》，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而孔子亦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③，吾已矣夫!”盖叹不遇也。文公论高如此，及观于史，一不得职，则诋审相以自快。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虽然，彼宰相名实固有辩④。彼诚小人也，则文公之发，为不忍于小人可也。为史者，独安取其怒之以失职耶？世之浅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⑤，以为触宰相以近祸⑥，非以其私，则莫为也。夫文公之好恶，盖所谓皆过其分者耳。

方其不信于天下，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盖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后已。士之废兴，彼各有命。身非王公丈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为贤，仆仆然{7}忘其身之劳也，岂所谓知命者耶!《记》日：“道之不行，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过，抑其所以为贤欤!

【注】

①李文公集：唐李翱撰。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甘肃秦安东）人，曾从韩愈学古文。②非：责难。③凤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河不出图：传说在上古伏羲氏时代，黄河中有龙马背负八卦图而出。凤鸟至、河出图，被古人看做是圣人受命而王的先兆。④名实：外在的名和内在的实际。辩：通“辨”，指不同、区别。⑤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即俗话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利心，功利之心。量，度量。⑥近祸：招惹灾祸。⑦仆仆然：奔走劳顿之状。出自《礼记?中庸》。

本篇是作者读《李文公集》后写的一篇书后，李文公即李翱，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书后”是一种文体，近似于跋，但形式和内容更加自由。本文题为《书李文公集后》，但并没有对李翱文集内容作任何评述，而是对李翱的人品作了辨析，描绘李翱是“以推贤进善为急”，赞颂他好恶分明的个性和求贤若渴的高尚品德。

文章第一段先从李翱非难董仲舒作《仕不遇赋》谈起，分析了李翱对“不遇”的见解并表达自己的看法。董仲舒曾作《仕不遇赋》，抒发文人不遇明主的牢骚。李翱对董仲舒的怨怼态度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有失大儒风度，劝他应该通达地看待自身之穷达，不应“自待不厚”，大发牢骚。这样一来，文章给读者引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李翱本人对不遇的见解和史书所载他的行为并不一致。行文至此，让人以为作者似乎是在批评李翱的言行不一。其实这些叙述只是一个引子，只是想用李翱言语与行动的矛盾来引发读者的思考和阅读的兴趣。

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剖析了李翱言语与行动产生不一致的原因及该如何看待这种不一致性。他指出：“今吾于人，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就是说观察一个人，不能只听他的言论，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动。接下来本着这种原则，作者对李翱抵触宰相一事作了剖析：宰相李逢吉的名声与实际有可挑剔的地方，李翱的愤怒是因为“不忍于小人”而发的。并且，李翱“一不得职，则诋宰相以自快”，把一个嬉笑怒骂、有血有肉的李翱勾勒出来。著史者不能深察李翱发怒的深层原因，而仅仅记述其发怒行为，就是失职。

至此，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世上浅薄的人往往喜欢“以其利心量君子”，认为抵触宰相会招惹祸害，因此推测李翱是因为私人恩怨才抵触宰相的。这既批判了世人的推测，也为后文褒扬李翱埋下伏笔。

文章后半部分主要写李翱的好恶“皆过其分”，寓褒于贬。转入作者此文的正题，热烈赞扬李翱是“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乃至于“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甚至为了能够推举贤能，不惧东奔西走，“仆仆然忘其身之劳”。于是，一个爱才、求才、任才、爱才的爱憎分明的官员形象便展示在世人面前，与前文的贬低形成鲜明对比，让世人顿悟，原来这都是李翱的本性使然，而非是人们私下猜测的那样。

从剖析缺点开始，到肯定赞誉为止。欲扬先抑，先抑后扬，更显其扬起。不但使得行文曲折有致，而且巧妙表达了作者的歌颂之情，对李翱的赞美之意溢于言表。篇幅虽然短小，却波澜起伏，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后人评论

刘熙载：“半山文瘦硬通神，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等简贵。”（《艺概》）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①：昨日蒙教②。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③，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④多异故也。虽欲强聒⑤，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⑥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⑦、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⑧，难壬人⑨，不为拒谏。至于怨诽⑩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11}？盘庚{12}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13}至。

【注】

①某启：古时书信开头格式。某，是人名的代字，为了简便，起草写作“某”。此处意思是：“安石陈述。”②蒙教：承受教诲。这是收到司马光的来信《与王介甫书》的客气话。③君实：司马光的字。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游处：同游共处，指朋友往来交好。④所操之术：指彼此所主张的政治上的一些做法。操，持。术，方法、手段、策略。⑤强聒（guō郭）：勉强说给人听。聒，喧扰，嘈杂。⑥反复：指书信往来答辩。⑦侵官：侵犯原来官吏的职权。⑧辟邪说：批驳错误言论。⑨难壬人：斥责巧言献媚的奸佞之徒。⑩怨诽：抱怨和诽谤。{11}汹汹然：大吵大闹的样子。{12}盘庚之迁：盘庚是殷代的中兴之君，他即位后，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亳之殷地（今河南安阳），曾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埋怨。{13}向往之至：指仰慕到极点。此处是恭维的话。

自古以来，一些力图富国强兵的变法，往往都会遭到传统势力的阻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春，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针对北宋王朝存在的弊政，提出变法主张，在理财、整军两大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却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第二年，当时任翰林学士、右谏大夫的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六百多字的长信，列举新法的种种弊端，要王安石放弃新法，恢复旧制。

面对反对者的兴师问罪，王安石用这三百多字的短信回敬了司马光，简洁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错误的保守观点，并表示了自己革新政治的坚定立场与决心。文章写得言简意赅，谨严锐利，表现了王安石一向雄健、慎密的论说文风格。

全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交代写信的原因，言语委婉有致；接着进行合情合理的辩驳，有理有据，层层深入；最后表明态度，不失赠答之礼。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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