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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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嘉庆十八年（1813），朝廷发觉侍卫官员及太监人等违禁吸食鸦片，皇帝命刑部定立科条。经刑部议奏，凡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皇帝均依议，命照此办理。对于太监吸食鸦片烟，命总管内务府大臣先行晓谕，如有犯禁者，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上谕并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关不准私征鸦片烟税，违者，管关监督先行革职，朝廷重治其罪[5]

翌年，京城又查出广东贡生卢赞携带鸦片一案。嘉庆帝从中悟出杜绝外洋鸦片来源，&ldo;较之内地纷纷查禁，实为事半功倍&rdo;。[6]因此，上谕命令认真查禁海口，规定外人携带走私，一旦查出必须按中国例律治罪[7]

嘉庆二十年，又在崇文门拿获私贩，作案者是驻防广州的正红旗满洲骁骑校兴亮。他在去年随广州副都统萧昌进京时，顿起私贩鸦片获利的歹意，即凑借银140两，在广东购进洋烟14罐共重11斤，随带进京。为防查获，兴亮雇人偷带入城，由永定河冰上潜过芦沟桥，行至小井地方，即为兵役盘获，解至崇文门，供出兴亮等人。于是连同兴亮等一起解刑部审讯，各犯均供认不讳。[8]此案最后以兴亮遣戍新疆了结。此外，广州将军本智以拣派不慎，粤海关监督祥绍以查禁疏踪的过失，被交部议处。[9]一个烟贩牵连了两位大员，朝廷的处置不能说不严。

不久，两广总督蒋攸铦、广东巡抚董教增联衔上奏，报告香山县拿获了贩卖鸦片的奸商朱梅官等12人。该朱梅官等在澳门从洋人手中买得鸦片烟泥120个，每个约重二斤七八两，然后在洋面转手贩卖，共得银3840元。广东地方当局按兴贩罪将朱犯等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10]同时，主动奏请订立《查禁鸦片烟条规》，主要内容有二点：一、嗣后洋船运货到澳，应先开单报明各货，待查验后始准卸载，俟售货时纳税；二、奖赏拿获烟犯之人，赏银著失察的地方官赔缴，但仍需将失察职名咨部议处。[11]皇帝同意了蒋攸铦等拟定的条规，并命总督在执行前向外商宣布查禁原因及惩办办法，不准外商夹带销售，&ldo;如一船带有鸦片，即将此一船货物全行驳回，不准贸易。若各船皆带有鸦片，亦必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俱不准其贸易，原船即逐回本国[12]根据这个条规，中国第一次向外商宣布了将对来华货船实行检查的措施。

很明显，先帝在鸦片问题上的努力，着眼于&ldo;杜绝来源&rdo;，即既不准外商夹带鸦片入口，也不准国内种植罂粟、自熬土烟；同时，对兴贩、吸食也作了规定。方针是很正确的。因为不断来源，无以断根，不治兴贩、吸食，不能剪枝；只有治本，才能治标。从效果上看，黄埔的鸦片趸不见了；鸦片的输入年均增长幅度确实不算大。若从嘉庆五年起算，到十六年的11个年头中，平均每年输入4016箱；自嘉庆十六年到道光元年的十年里，平均每年输入4494箱。两者相比，每年只增加488箱，看来，数量也还是被有限度地控制住的。当然道光皇帝绝不会知道这些数字，但他完全可以从自己在位时期的现状中直觉到先帝禁烟业绩的。

历史地看待嘉庆一朝的禁烟，应当肯定这位万岁爷的决心和魄力，肯定取得的成绩，而不是笼统地说清代禁烟没有成效。但就朝廷禁烟的目的&ldo;断其来路&rdo;看，外洋鸦片走私并未断绝，内地罂粟仍在种植；从治兴贩、吸食看，兴贩、吸食仍在蔓延。&ldo;本&rdo;与&ldo;标&rdo;俱未根治，这也是事实。不过，这已不是嘉庆皇帝所能负责的了，贪婪的外国烟贩，见利忘义的中国走私犯，嗜烟如命的各色瘾君子，连同腐烂了的天朝体制，这一切，任何一个再英明的君主也莫可如何。嘉庆帝作为鸦片贸易史上第一个敢于正视现实、破除祖宗成法、严厉禁烟的清朝皇帝，实在是应该受到表扬而不应该挨板子的。

因为是第一个，认识就不可能很全面、周详。综观嘉庆一朝禁烟的动机，仅仅丛集于健康因素，还未能从危及国家上着眼。从嘉庆元年到二十二年，这位万岁爷共颁发了九道禁令、上谕和规条，视其内容，几乎很少将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的关系摆在首要位置上，而较多地着眼于揭发鸦片烟的毒害性。所谓&ldo;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至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rdo;；[13]&ldo;无赖之徒私行买食，往往沉迷陷溺，伐性戕生，大为风俗人心之害&rdo;[14]等等，都是告诫谆谆的警语。所以，嘉庆朝的禁烟，仿佛是一个道德自救的行动，虽然带着圣洁的光环，却不能感化外国烟贩，也不能使瘾君子们皈依。

诚然，朝廷曾多次颁发过禁银出洋的诏令：嘉庆四年（1799）、十四年（1809）、十九年（1814）、二十年（1815）、二十三年（1818）都发布了银禁的上谕，除一件例外，其余都是把纹银虚耗说成了由于西洋奇巧货物&ldo;巧赚&rdo;而去，或说是&ldo;夷商偷运&rdo;及洋银换折所致，并没有提及鸦片卷走的症结。

所谓一件例外，是指嘉庆四年（1799）时任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的复奏。这件复奏原文，目前尚未发现，但可从道光十六年（1836）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奏折中所引吉庆的建议可以看出，这位宗室觉罗已经朦胧地觉察了鸦片走私和白银外流的关系。邓折的原文说：嘉庆四年，前督臣觉罗吉庆议，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殊为可惜，且恐内地人民辗转传食，废时失业，奏请不许贩卖，犯者拟罪，递加至徙流缳首，立法不为不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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