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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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除“八宝”外，曾玉屏告诫家人要“三不信”，即不信医药、僧巫、地仙。这里的“医药”主要指没有医术的“游医”，“僧巫”、“地仙”即指巫婆、道士、和尚、风水先生之类。曾玉屏不仅认为这些人以迷信幻术骗人不可信，而且认为这些人不劳而获，不应受到礼遇与尊重。

曾氏数代，克勤克俭，又将克勤克俭的治家经验汇为箴言家训，对后代影响很大。不但曾国藩一生受此熏染，而且还常以此教育后辈。

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曾命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可看出曾氏传承之家风：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为元吉公修置祠堂，寄信京师，命曾国藩记其原委。曾国藩在铭文中道出了曾氏家风传承、渐积渐累方才有成的道理：

昔日创业，源远流长；服畴食德，寝炽而昌；蓰茏郁积，有耀其光；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第三章　治军

开军阀之先例（1）

曾国藩的仕途在道光朝可说是扶摇直上。在短短的九年中，他从寒门进士一跃成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二品。这种情形至咸丰时期则迥然不同。

咸丰登基伊始，清代衰世情状已随处可见。为振兴朝纲，咸丰帝晓喻群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针对当时官场的不良风气，上奏云：

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不久，曾国藩又递一折，直陈皇帝“三大缺失”：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则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则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

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也，尤不可以不防。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滤，实类乎此。

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不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

曾国藩本想藉新帝气象，效仿乾隆名臣孙嘉淦冒死直谏，实现其郁积多年的政治抱负。曾国藩在递上奏折后，曾经坦言：“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然咸丰帝终究不如祖父乾隆，他与孙辈的光绪帝并称清代两大“苦命天子”，除时代因缘外，个人实逃不脱关系。他收到曾国藩折子后做的首要之事却是为自己辩解：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在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

君臣之间的诚谏虚应奠定此后二人恩怨的主旋律，曾国藩每每以“血诚”之心换得咸丰帝的冷眼相对。曾氏经常提及的“艰难困顿”很大程度来自咸丰帝对他的猜忌与疑虑。究其主要原因，当是曾国藩创设湘军。

咸丰二年后期，全国反了一大片。洪秀全于前一年发动金田起事，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战连捷，将战火蔓延到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全力攻打省会长沙。长沙一时成为清廷布防重心。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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