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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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小巴和中巴都是面包车。面包车其实是旅行车。只因为外形像只长方形的面包，便被叫做面包车。面包车如果用来做公共汽车，当然得叫&ot;巴&ot;。如果用来做出租车，就不能叫&ot;巴&ot;了，只能叫&ot;的&ot;，北京人管它叫&ot;面的&ot;。昵称&ot;小面&ot;。北京人喜欢&ot;小面&ot;，因为便宜，十块钱起步，能跑十公里，超过起步价每公里也只要一块钱，坐的人还多。不过现在北京已经没有&ot;小面&ot;了。再过若干年，人们将不知&ot;面的&ot;为何物。

北京人的另一项发明是&ot;板的&ot;。&ot;板的&ot;其实就是平板三轮车，拉这车的则叫&ot;板儿爷&ot;。北京人爱用&ot;爷&ot;这个字，因此有钱的叫&ot;款爷&ot;，能说的叫&ot;侃爷&ot;，拉板车的当然就是&ot;板儿爷&ot;了。其实板儿爷并不是什么&ot;爷&ot;，正如&ot;网虫&ot;并不是什么&ot;虫&ot;。网虫就是迷恋因特网的人。北京人管着迷的人叫&ot;虫&ot;（比如&ot;书虫&ot;）。整天想着上网，一上去就不肯下来的当然是&ot;网虫&ot;。于是，一个外来的&ot;网络&ot;加一个本地的&ot;虫&ot;，就构成了&ot;网虫&ot;。这就像一个外来的&ot;的士&ot;加一个本地的&ot;板车&ot;就构成了&ot;板的&ot;一样，都是北京人创造的当代方言。

北京人创造了&ot;面的&ot;和&ot;板的&ot;，武汉人和成都人则发明了&ot;麻的&ot;和&ot;[火巴]的&ot;。&ot;麻的&ot;其实就是三轮车。因为在武汉，驾三轮车的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汉子，俗称&ot;酒麻木&ot;，因此他们驾驶的三轮车如果出租，便叫&ot;麻的&ot;。&ot;[火巴]的&ot;则是自行车旁加一个车斗，原本应该叫&ot;偏斗车&ot;的。只因为这种偏斗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让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载了太太们去上班、购物、兜风，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ot;[火巴]耳朵&ot;，于是一致公认应该将此车美其名曰&ot;[火巴]耳朵车&ot;。这种车，如果也拉客、出租，当然就是&ot;[火巴]的&ot;了。

其实最爱搞&ot;组装&ot;的还是粤语方言区中人（主要是广州人和香港人）。粤人引进外来词汇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音译，二是喜欢组装。比方说，内地人很少会把干酪（cheese）叫&ot;芝士&ot;，把奶油（crea）叫&ot;忌廉&ot;，把烤面包（toast）叫&ot;多士&ot;。广州人和香港人就会。他们也管足球、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ot;波&ot;。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睇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译，意思是衬衣和衬衣一类的东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ot;打波&ot;时穿的&ot;恤衫&ot;，电就是运动衣了。

把运动衣叫做波恤，是粤语方言区独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话称作&ot;贴血&ot;，现在也都叫t恤了。实际上外语一旦用方言来翻译，那译名便会五花八门。比如toffee（奶油糖），广州话叫&ot;拖肥&ot;，上海话却叫&ot;太妃&ot;（太妃糖）；butter，广州话用意译，称为&ot;牛油&ot;，上海话却用音译，称作&ot;白脱&ot;。看来，外语登陆的地方不一样，译成中文也不同。因此，我们还要来讨论一下外语与方言。

七、外语与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来词。比如雪文、洞葛、五脚忌、加步棉这些词，北方人听了肯定是一头的雾水。其实它们是印尼马来亚语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译，是闽南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厦门的。同样，列巴、苏波之类，南方人听了恐怕也不明就里，除非他懂俄语。俄语在中国也曾很普及了一阵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类，大家或许还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苏波是俄语面包和汤的音译，大约就只有东北人和新疆人了。东北人很早就和&ot;老毛子&ot;（俄国人）打交道，新疆与苏俄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苏波之类的俄译名词，在东北和新疆还流行。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还是上海和广州。

上海和广州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两个最大窗口和门户。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吴语和粤语的重镇。结果一些外语在上海和广州登陆后，就被翻译成吴语和粤语了。比如沙发（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ot;梭发&ot;。但上海人把&ot;沙&ot;读作&ot;梭&ot;，也就成了&ot;沙发&ot;。还有&ot;快巴&ot;（fiber，一种纺织品），也只有用粤语读才对头。北京人照搬了过去，又自作聪明地把&ot;巴&ot;写成&ot;扒&ot;，结果就弄出&ot;快扒女裤&ot;之类的笑话來。

粤语翻译的外来词走向全国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还有菲林（胶片或胶卷）、镭she（激光，内地曾译为莱塞）、派对和的确良等等。的确良是de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ot;的确靓&ot;。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ot;的确靓&ot;是典型的粤语译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州进口吋，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ot;靓&ot;是什么东西（甚至也不会读），就改成&ot;的确凉&ot;。后来发现这玩艺也未必凉快，又改成&ot;的确良&ot;。

沪译外语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风行一时，现在则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硬币）、派司（pass，通行证）、切司（cheese，辱酪）、沙司（sauce，番茄汁）、配司（paste，番茄酱）、水门汀（cent，混凝土）。要用，范围也不大。比如&ot;罗宋汤&ot;，西餐菜潜上还有。有些词，新上海人宁愿直接说英语，比如暂停说s，而不再说&ot;史到婆&ot;。有些词，则和全国统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ot;排&ot;，而叫&ot;吧&ot;。

然而还是有些外来词像盐溶入水里一样，化得不见痕迹了，比如&ot;瘪三&ot;和&ot;阿飞&ot;就是。瘪三和阿飞，一般都认为是上海方言，薛理勇先生则指出它们是洋泾浜英语（见薛著《闲话上海》）。洋泾浜，在今上海延安东路一带，当年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既然是界河所在，便难免华洋混杂，交易频繁的。那时与洋人打交道的，有所谓洋行帮、生意帮、白相帮和码头帮。但不管是哪一帮，英语都不怎么地道（洋行帮水平最高，码头帮最差），都夹杂着上海话或上海腔，所以叫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特产，也是典型的外语加方言。那时上海的各行各业差不多都要和洋人交往，连人力车夫一类的&ot;苦力&ot;也不例外，也就顾不上语音标准不标准，语法规范不规范。为了普及英语，更有好事者编出洋泾浜歌：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诺，如此如此沙咸鱼沙。真崭实货佛立谷，洋行买办江摆渡。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侬坐。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账王八蛋风炉。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自家兄弟勃拉茶。爷要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如果用上海话把这歌诀念一遍，保管洋泾浜味道十足。

洋泾浜如此这般一普及，有些词就变成了上海话，不再是英语了。比如英语管乞丐叫beg，管乞讨叫begfor，洋径浜则称作begsay，写成汉字就是&ot;瘪三&ot;。瘪，指容貌枯黄干瘪；三，指衣食住三者全无。如果这人还买了件旧西装人模狗样地穿在身上裝阔气，便会被骂作&ot;洋装瘪三&ot;。阿飞则从英语fly来。美国人把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城市不良青年叫做苍蝇（fly），而fly的本义和常用意义是&ot;飞&ot;。吴语喜用&ot;阿&ot;字，如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猫阿狗阿木林。就连那些印度锡克族警员都被称作&ot;红头阿三&ot;（英国人招呼警员常以isay开头，这些人又都头缠红布）。则fly当然也就是&ot;阿飞&ot;了。上海的阿飞和北京的痞子，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地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作派更&ot;洋气&ot;，往往是些油头粉面穿着时髦的&ot;小白脸&ot;。同样，上海的瘪三也比国内其他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更为干瘪枯瘦面目可憎。于是，阿飞和瘪三，就成了上海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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