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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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明报晚报》前身为《华人夜报》，20世纪60年代末创办不久后金庸便把它交给了王世瑜。据《明报》老职员说，王世瑜初入《明报》，职位只是信差。但这个信差，聪明勤勉，甚获金庸欢心，很快就由信差，升为校对，助理编辑，编辑，而到最后，更被升任《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堪称一时无二。但是由于办报宗旨遭到金庸夫人的反对，争执之下辞职，转投《新报》。当时他年少气盛，便常在报上拿金庸开玩笑，语多不敬，金庸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王世瑜自办《新夜报》，大赚一笔，赚钱后便卖掉报纸，举家移民加拿大。金庸听说他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重新加盟《明报》，任《明报晚报》和《财经日报》的社长，重新收归旗下。王世瑜后来对金庸的评语是：&ldo;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他辞退过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的同事对他都很尊敬。&rdo;

王世瑜外，有林三木。林三木在《明报》，起初只是资料室的小职员，得到金庸赏识而被保送到英国留学，归来立刻出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后来总编辑潘粤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报》，林三木又升任总编，恰值股市狂潮，《明报晚报》时为全港独一无二的经济报纸，于是一纸风行，销路达好几万份。林三木便打算自立山头，另开事业，最终脱离《明报》，自创《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许多人都认为林三木对于金庸，太过忘恩负义，然而，金庸却反而替林三木辩解：&ldo;人望高处，水望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rdo;

后来，在许多宴会场合，金庸都会遇到林三木，他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ldo;林先生&rdo;，而不似一般老板直呼旧职员的名字。

这段期间内，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顶峰。

在此期间，发生过一件金梁&ldo;笔战&rdo;的往事，可以说是两大武侠作家在创作基本理念上的一次碰撞。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艺》创刊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署名佟硕之（后来知为梁羽生的笔名）。这篇文章比较了金梁作品的异同，说：

&ldo;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lso;洋才子&rso;。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rdo;

随后，在分析二人各自优缺点的时候，此文对于金庸提出了以下的批评：

&ldo;武&rdo;的方面，其一，情节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固然是好事，但是有时便不免于不合理情节，而有些更是伤于人物，并非必要。（当时金庸尚未写到段誉身世之谜，故而此文将木婉清和段誉的恋爱以为果然乱伦，于是也算在其中。不过段誉身世之谜太过离奇巧合，纵然梁羽生后来知道金庸真正的安排，恐怕也不免诟病。）

其二，诗词修养不够，犯了一些平仄和史学上的毛病，如《书剑恩仇录》的回目不合古典诗文平仄，《射雕》中黄蓉的&ldo;宋代才女唱元曲&rdo;等。

其三，一些武侠技击写得太过离奇，令人不可相信，如天山童姥、六脉神剑这样的设计，已经近于神怪之道。

&ldo;侠&rdo;的方面，金庸常邪正不分，混淆大是大非。例如《无龙八部》中，金庸捧&ldo;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rdo;的乔峰为英雄，不知为何。

&ldo;情&rdo;的方面，金庸的爱情描写较为单一，常常发生莫名其妙的多角恋爱，没有深厚的心理基础。

金庸对这批评想法如何，他自己一直没有提起，但是对于梁羽生批评他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ldo;邪正不分&rdo;这点上，金庸当时显然是不服气的。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他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小文《一个&ldo;讲故事的人&rdo;的自白》，虽然含蓄，却可看出是对《合论》的一个回应。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也可看出金庸在创作武侠时的一些基本理念，他说：

&ldo;我只是一个&lso;讲故事人&rso;（好比宋代的&lso;说话人&rso;，近代的&lso;说书先生&rso;）。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地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剧、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rdo;

从这篇小文里，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创作期间对于武侠的态度：对他来说，武侠小说只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他致力而为的，也只是提升这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已。他想要写的，不过是&ldo;求美，求感动人&rdo;，而不愿意将它纳入教化体系而成为苦差。之后他在《天龙八部》里对于乔峰形象的塑造，正是对这个观点的一个阐明：当时梁羽生没有预料到，被他批评过的乔峰，身上的异族血统和暴烈个性，使他的个性和面临的处境更加深刻而复杂，而最终乔峰（萧峰）以杀身取义之行为，用自己的生命为宋辽换得短暂的和平，更使他的形象升华到金庸笔下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英雄之位。在乔峰的身上，契丹和汉族的混淆倒置，反倒使这个人物跨越了狭隘的民族观念，而具备了更高的意义。

《天龙八部》为陈世骧评为：&ldo;无人不冤，有情皆孽&rdo;，是金庸写&ldo;情孽&rdo;写到极致的一篇小说，也是他对于&ldo;情&rdo;的一次探讨之旅。在这部书里，充满了人性的挣扎与矛盾，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欲望和感情所困扰，而金庸用来解决的方法，则是佛法的超度和解脱‐‐一些人物因为深受佛法熏陶而拥有心灵平静和完满人格，获得幸福圆满的结局，例如段誉、虚竹;一些人物则在忏悔中以出家或者死亡解脱。甚至，这本书里，几个最大的&ldo;恶魔&rdo;，都获得了在佛法中悔过的结局：如慕容博、萧远山、鸠摩智，甚至是星宿老怪丁春秋。

然而一方面是体悟与升华，忏悔与救赎;另一方面也是不可改变与痛苦;在无名老僧的教化之外，有两类人不能为佛法所超度：一种是如萧峰这样的大英雄大侠士，不能也不肯用佛法为心中的问题寻求简单的答案，最终不得不为此付出悲剧的代价;另一种是阿紫、游坦之间或慕容复这种执著于&ldo;情&rdo;或&ldo;欲&rdo;的凡人，他们宁愿选择与他们的爱情或者欲望共生，或者共灭‐‐阿紫与游坦之选择了各自的殉情方式，而甚至最富慈悲心的段誉也放弃将慕容复接至大理的念头：&ldo;我觉得他们可怜，其实他们心中，焉知不是心满意足?&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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