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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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曾德林（第2页）

表面上看起来，老曾很严肃。

老曾很爱读书，学识广，且又直率；与人交谈，一旦对方念错字、引错成语、或错说知识，他会立刻当面纠正。很像川剧《巴山秀才》的秀才所说：“头可杀，血可流，别字不可不纠。”但只要多与老曾接触，就会感到他亲切，平易近人，而且很幽默。老曾幽默的表现之一，是脱口而出的打油诗。我们在布拉格参加世界国际学生大会时，会议往往开得很长，最后一次竟白天晚上连轴转，开了24小时。老曾做了一首打油诗，第一句是“洋人开会不知疲”，可惜我忘了后面三句。60年代初，团中央发生了几件趣事：一是传达室把台湾自治同盟来联系工作的人，当成“台湾”那边来人了，很紧张；二是有人把画家齐白石与团中央的丁磐石混为一谈；三是刘文学牺牲后，有人竟然问刘文学受表扬后，是否骄傲了？老曾为此作打油诗：“台湾来人吃一惊，白石老人今复生，文学如今骄傲否，不学无术实可悲。”70年代，几位同志的老伴患更年期综合症，有时爱发脾气，老曾分享他的经验：“只要她脾气发，便用沉默回答，为免事态扩大，耳朵说pa就pa。”他还解释：考虑过用“微笑”回答，但怕被挑剔为“笑里藏刀”；尽管“沉默”也可能被误会为就是“抗议”，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沉默”比较安全。

老曾也有“调皮”的时候。与朋友打麻将玩，他或偷牌，或在洗牌时把四张“听用”放在自己一边，随时可以“和”了。好在当时打麻将不赌钱，只是游戏，他这种手法终被揭穿。还有一次聚会，老曾多喝了一点儿酒，略有醉意。让他稍事休息，他倒上床，把两只鞋抛在地上，一只鞋朝上，一只鞋朝下，他随口说了“顺卦”两字，让大家好笑！

我女儿和老曾也有接触。60年代初，老曾到成都，我带着女儿陪老曾参观草堂寺，老曾对女儿说：去看“豆腐爷爷”（杜甫）。女儿尚小，对草堂的诗词对联没有兴趣。豆腐爷爷长着胡子，豆腐伯伯（指老曾）太过严肃。后来女儿去重庆大学读书，到松林坡看望校长曾伯伯。初时只觉得罗阿姨和蔼可亲，逐渐发现了曾伯伯的“豆腐心肠”，再加上在周总理追悼会上曾伯伯表现出的勇敢和担当，到毕业时，她已是十分热爱曾伯伯。她“估到”校长伯伯赋诗勉励留念。老曾也不含糊，题七律两首送她，鼓励她在科学的春天里，继续“攻关不怕难”。

老曾调往重庆大学的那年，我也从团中央“五七”干校，调回家乡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当时，重庆市隶属四川省，老曾常来成都开会，每次也必到我家畅谈。我妻子丁秀涓做四菜一汤招待他，老曾很喜欢吃，认为既可口又节俭。

六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出版了不少好书。每有好书，我必寄曾德林同志。老曾对此充分肯定，并给以鼓励。他在一封来信中说：“贵社迩年大干快上，质与量迥异昔时，想见阁下更劳瘁也。”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在彭总身边》一书，写了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上和会后的遭遇，十分感人。老曾读后，立即写信给我：“《在彭总身边》收到，已连夜阅读一遍，不禁再次泛起万千感慨之情，限入无限沉思之中。是谁之过欤？是谁之过欤？……年来我在各种场合发表了许多愤激之词，爱憎溢于言表，许多人以为我已淋漓尽致，无所保留了。其实，我更多的时间和情愫是‘沉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真理不仅没有完结，也不是坦露在表层，需要探索啊！”我理解老曾这封信的含义，更加尊重他。

1982年，曾德林同志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

1983年，我调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负责振兴川剧的工作。当年，川剧晋京演出，老曾来看了几场。他历来喜欢川剧，认为川剧的文学性强，他多次说：“《柳荫记》不亚于英国莎士比亚的悲剧，《评雪辨踪》可与法国莫里哀的喜剧比美！”老曾的评价，体现了他广泛的文学知识。

1992年，我和老伴经香港去美国探亲，惊闻老曾患肝癌，十分担心。第二年归国，择道经北京再回成都，意在能与老曾见上一面。可惜到北京后才知道，几天前老曾在罗玉淸陪同下，去上海治病，错过了相见的机会。好在我们保持了通信联系。

作家艾芜、沙汀在1992年末先后逝世。在他们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分别写了回忆二老的文章，并寄老曾。他在回信中说：“沙、艾二老同时出道，几乎同时齐名，声誉同隆，创作等身，不但是蜀中双杰，亦中国文坛之双子星，几乎同时陨落，实令人惆怅不已！我虽同他们无多接触，但解放初期在渝的党代会、人代会上亦小有结识，加上读过他们一些作品，我的印象是二老虽是名家，但为人特别朴实无华，真诚童真，正如你的文章所说，谦虚，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我看他们的为人和著作，是的的确确的真善美，毫无矫饰。这是读了你情真意切的忆文的一点随想，见笑。”

老曾谈到了他的病，信上说：“我病情尚称稳定，但此病到底非同小可，精神准备更严峻的时刻到来。现在中西药都吃，加上适当锻练，自觉无甚不舒服，只是被药物所苦，常感烦恼矣！林妹妹（指林黛玉）句云：未学会吃饭，就学会了吃药；我则每日汤药两大碗，西药、丸药、补药一大堆，吃药量超过了吃饭量，苦啊！”听起来老曾是在“诉苦”，我却感到他的乐观和幽默。因为这封信一开始，他就“责备”我把地址写“混乱”了。他说：“‘北京市三里河南沙沟’写对了，‘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地址就写错了，……投递员是不能光凭‘正确的大方向’投递的。”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时上面常以“大方向是正确的”，来掩饰各种错误。

原共青团重庆市委青工部部长易难，因病于1995年1月3日在成都逝世。1月10日，老曾来信表示“悲痛逾桓”，这是他的绝笔。

老曾一共给我写了11封信。以后，我把原件送给玉清，留作纪念。

七

1995年9月28日，曾德林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我和秀涓给玉清同志发出悼念老曾的信。

玉清同志：

曾德林同志逝世，我们全家感到极大的痛苦。曾德林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几十年来，老曾是我们的好领导、好兄长和好朋友。我们不仅从他那儿汲取教益，还从他那儿得到友谊。92年我们在美国得知他患病，93年初我们绕道北京回川，就是为了看望他。但恰遇你送老曾到上海治病，失之交臂。这两年，由于你知道的原因我们无法到北京，但无时不关心老曾的健康。现在他走向任何人（包括我们）都不能避免的自然规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我们实在舍不得他。没有向老曾告别，这是终身遗憾！我给小元打电话，拿起话筒，声音就哽咽了；草拟唁电，泪水模糊了眼睛，看不清纸和笔。想安慰你，但找不出任何语言可以减轻你的痛苦。玉清，你是老曾的妻子，你最理解他。此时此刻，他一定期望你坚强、健康，面对现实，勇敢地生活下去！众多的老朋友也这样期望你。我女儿昨天离开成都，她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曾伯伯和老校长。

老朋友们都期待你到成都来。

李致秀涓

9月30日泪书

2018年1月6日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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