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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自由的日子忆重庆六一大逮捕（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失去自由的日子

——忆重庆“六一”大逮捕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停止战乱，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妄图打内战，消灭解放区和民主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党派共同努力下，国统区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例如，声援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声援重庆的“较场口”事件，抗议美军强奸女大学生事件。民主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恐惧，独裁者决心镇压，于是发生了重庆的“六一”大逮捕。

我原在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念书，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先后参加了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未名团契”（以燕京、华西大学学生为主）和“破晓社”（以华西协和高中等校学生为主），1946年底参加党的地下组织。1947年初，因抗议美军暴行发动罢考，我被学校暗中开除。同年2月，我到了重庆。当时，我的大姐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我曾在出版社住过一段时候。以后因为“破晓社”成员王竹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读书，能为我解决住处；我大姐的朋友丁秀涓（后参加“破晓社”）在重庆大学读书，可以为我们补习数学，我便搬到省教院去住。我打算趁此机会复习功课，重新报考大学，以便有一个立足之点。

王竹的寝室住满了人。他把我介绍到何文波的寝室去住。何文波是重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寝室里挂了一副政治性很强的对联。同室还住有一个省教院的学生叫祝建勋，50年代在南开中学当教员。

6月1日凌晨，我突然被何文波叫醒：“李致，来抓人了！”我见他把墙壁上的对联扯下来，从窗口丢出去。我坐起来，看见书桌上我的两本书，一本是《面包与自由》（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一本是《抗战八年》（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也立即把这两本书扔到窗外。

我和何文波刚躺上床，外面就在敲门。

何文波起来开了门，进来三个宪兵，两个持枪，为首的宪兵问明谁是何文波，就叫他穿好衣服跟他们走，没有说任何理由。这时，外面进来一个宪兵，报告“长官”说，寝室丢了书出去。“长官”问他是什么书，他说：“一本是打抗战的，一本是说什么‘自由’的。”“长官”问谁的书，我说是我的。他走过来翻开我的枕头，发现一封文化生活出版社转给我的信，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神气地说：“生活书店给你转信！”我正要解释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是两回事，这位“长官”已迫不及待地“命令”说：“跟我们走！”

我和何文波各被两个宪兵挟着左右臂出去。宿舍门口，还有几个学生被宪兵押着。当时天还没有亮，经过王竹住的宿舍，我想这个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朋友，天亮发现我被抓走，不知会怎样着急！以往我和王竹从重庆大学补习数学回来，走过这段路，总爱唱歌，特别爱唱：

我们当了兵

我们出了粮

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呵

我们就没有份儿

出了学院大门，宪兵把我们分别押上美军用的十轮卡车，便往城里方向去。

我和何文波不在一个车上。宪兵站在汽车三个边上，我站在靠驾驶室一边，手扶着一根钢架。虽是6月，毕竟是凌晨，车开得很快，颇有凉意。我猜不出他们这次抓人的目的是什么。我到重庆已改了名字，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也没有参加政治活动，谈不上暴露。那两本书问题不大，只是那封信有麻烦。那是“破晓社”最小的成员屈波从成都写来的，她说大姐告诉她，“刘伯承将要在中秋节打到成都吃月饼”。想到这里，我有些激动。我那时刚好十七岁半，“初生之犊不畏虎”，便随意用一个粗犷的曲调低声哼着：“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死！”十轮卡车开得很快，天刚亮的时候，在中山二路的“渝舍”（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旧公馆）停下来。我们被带进一间很大的屋子，宪兵在门外把守。屋里大概有百人以上，许多人见面即互相握手问好。我刚到重庆熟人不多，只发现重庆大学的学生谢立璟——四十年后他曾担任重大的副校长。我被西南学院的汪文风认出来，因为我刚到重庆时在西南学院读过几天书。汪文风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悼念周总理时是“童怀周”的主要成员。我们被关了四五个小时，没有人过问。时近中午，宪兵才把大家带到一排平房，十八个人住一间。我和谢立璟被关进第一间屋子。接着勤务兵挑了饭菜来给大家吃，从凌晨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吃东西。

当时的进步人士和学生很活跃，既被关在一个屋子便自我介绍。一个身着西装的银行襄理叫邓托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重庆市政协委员，我们在一个小组开过会）。他说：“人家说我像莫洛托夫，所以把我抓来了。”我则介绍自己是到重庆准备考大学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抓来。我穿的是中学生的麻制服，个子瘦小。以后，允许外面送东西来时，王竹给我送了一本寸半长的《英汉小字典》。有位难友收到水果糖，均分给每一个人；多余几个糖，都给了我，因我最年轻。

整个下午，不断有人被抓进来，还有一位妇女抱着小孩。我们定时放出去小便，可以看到十几间屋子关满了人。按一间屋子十八人计算，已抓了两百多人。吃过晚饭，每人发两床灰色毛毯，说是一床垫在地上，一床盖在身上。显然今天出不去了。

不久开始审讯，每次叫几个人去，时间不长。我又想到屈波那封信，好在她用的不是真姓名，又没有寄信的地址；万一问到，只有随便说一个学校，反正他们查不到。轮到审讯我时，我被带进一间屋子，没有电灯，桌上点了蜡烛，一人审问，一人记录。在问了我姓名，到重庆做什么等问题后，他突然问我：

“你反不反对内战？”

“刚打败日本人，”我回答说，“打内战还是不好！”

“你参加‘反内战’的活动没有？”

“没有。”我到重庆的时间短，的确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如果在成都，我这样回答是骗不到人的。因为我经常在游行时喊口号，发传单。

“你平常爱读什么书？”

“我爱读小说，特别爱读老舍的《四世同堂》。”

特务感到茫然。他可能不知道谁是老舍，更不知道《四世同堂》是什么书籍。

审讯就此结束。没有提到丢书的事，没有提到生活书店，没有提到屈波写信的内容。我不敢掉以轻心，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这一“关”总算过了。

6月2日，没有任何放人的迹象。

同室的难友闹着要看报纸。其中几位新闻记者要守卫的兵去买。当时，特务机关办了一个《新华时报》，有意把名称弄得和《新华日报》类似，以欺骗读者。卫兵问：“买什么报？”一位记者故意说：“《新华时报》。”卫兵后来竟买了《中央日报》和《大公报》来。问他为什么不买《新华时报》，他说“不敢买《新华日报》”。其实，《新华日报》早在2月份就被迫停刊。特务机关竟把自己的士兵弄糊涂了，这是一个笑话。

有几位难友突然大骂起来。原来《中央日报》上刊有昨天抓人的消息，说经过审讯，已有某某人“自认不讳”。至于自认不讳是共产党员还是“扰乱治安”，我记不清了。

“我什么时候自认不讳了？”

“简直无耻！血口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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