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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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2页）

我心目中的&ot;中国&ot;概念：一个我们祖祖辈辈繁衍和生长的地方，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我的身体里总是流着中国人的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子孙孙的身体里永远流着中国人的血。总之，是民族的概念，血缘的概念。制度会变，意识形态会变，这个东西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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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比民族性更根本，爱生命比爱国更根本，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真正令人费解的是，某些人的头脑怎么会与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非要在人性光辉终于闪亮之处高喊民族主义口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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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东西，比如自由、民主、人权，业已成为普世价值，不管你怎样朝它们叫嚷，都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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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意识形态的纷争，最后只能以真实为尺度来评判。不预设意识形态的立场，立足于人性和常识，最大限度地呈现真实，这本身就是在为化解意识形态的分歧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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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古希腊是欧洲文化的黄金时代，皆大师辈出，诞生了光照两千多年的精神宝库。可是，若要比gdp，那个时候哪里比得过今天!由此可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在财富和文化之间，完全不存在正比例关系。我甚至敢断言，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存在反比例关系，因为一个时代倘若把财富当做首要价值来追求，文化的平庸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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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月亮格外有感情，民间有月的节日，士大夫以赏月为雅事，古诗词中充满月的意象，也许反映了牢固的乡土情结。对于守在家乡的人来说，那在宅院上方升落的月亮是天天相见的伴侣，月的阴晴圆缺都会引发无穷的思绪。一旦离家远行，月依旧而家万里，就难免睹月思乡了。

西方人似乎很少想到要赏月，他们忙于生产和旅行，没有这份闲心情。西方文化崇拜的是太阳，阿波罗，一个积极活动的神。

第29章中国人缺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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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具有实用品格，不重视精神价值。人是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本身就具有独立的、神圣的价值，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被承认的。欧洲人为了兴趣本身就会去干一些事情，这些人就是肥沃的土壤，中间必出大师。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人，这不是经济水平够不够的问题，是价值观、文化传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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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最缺少两样东西：形而上学与个人主义。对于我们来说，皇帝和祖宗就是上帝，个人微不足道。

在西方，一头是上帝，一头是个人，社会在中间，其功能是为两头服务。中国文化却是为了中间牺牲两头，上帝、个人都可以不要，唯求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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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一是信仰，二是法治。前者与形而上学相关，后者与自由主义相关。由于这两样东西的薄弱，我们已深感经济转型的艰难。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精神文化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配套，经济转型决不可能孤立地成功。

然而，要真正解决信仰和法治的问题，实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必由精神素质优良的个体组成。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必由具备公民觉悟的成员建立和维护。因此，归根到底，中国的前途将取决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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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证自由和法治原理时，亚当&iddot;斯密、斯宾塞等都谈到人的两种本性，一是利己的生命本能，二是同情心。由于同情心，人能够推己及人，由自爱进而尊重他人。这实际上相当于中国儒家所倡导的&ot;仁&ot;，按照孔子的解释，就是&ot;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ot;。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实践中，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并未得到发扬，相反，&ot;能近取譬&ot;被归结成了孝道，由孝及忠，形成了三纲五常一整套等级伦理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我们看不到个体生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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