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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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于是，我相信，下一次，再遇到需要救人的情况，魏青刚依然会下水，但让我不确定的是：今天被魏青刚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我们，下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是不是依然袖手旁观?

如果让人感动的人，负责获奖，而让人愤怒或厌倦的人们，却获得利益，那么，感动，又有何意义?

所以，每当《感动中国》播出后，接到人们称赞，我总习惯性地有些不合时宜地去想：感动了，然后呢?

比如有一位叫李春燕的乡村女医生，明明有一次又一次回到城市的机会，但乡亲们挽留的眼神，让她无法抽身，于是，一次又一次留下，留在贫困、偏远、各种医疗条件都欠缺的大山深处，帮助了乡亲，也感动了我们。

我似乎正做着一个奇怪的手势，是劝谁闭嘴呢?其实，我没这么不礼貌，是在讲一个故事。照片上的另一位叫田世国，捐肾救母，手术时，他谎称出差在外，并告诉兄弟姐妹，不许对他母亲说。我这个手势，估计是正讲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也是不会让他母亲看到的，至今老人仍蒙在鼓里。

可在感动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有点儿愤怒与自责。那么大的村子，一直没有医生，于是，我猜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儿的人们自生自灭着，直到李春燕出现，生老病死，才有了外力的帮助。虽然李春燕也曾要走，可毕竟留了下来，于是那儿的人们又看到了希望。而我们，也在泪水中舒坦并松弛了一些，我们都放心地把乡亲们托付给李春燕。我们的愤怒与自责慢慢退却，苦难好像在我们的感动中被忘记了。其实没有，这只是一种幻觉，或者假借感动而下意识放弃的责任。我们只是为一个乡村医生，付出一串又一串的泪水，却依然与村民的生活和生老病死无关。我们要做的和该做的事还很多，只有感动、愤怒与自责都不够，我们必须擦干眼泪后行动，站到乡村女医生的身后，站到一个又一个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身后，然后愤怒与自责才会真正减少。

可问题的关键是，在感动的那一瞬间，我们曾经立下无数誓言，后来，困意来了，我们关掉电视，沉沉地睡去，只是不知道，那些咬紧牙关许下的承诺，我们是否，还会在醒来后想起?

感动，真的有用吗?

13我也是&ldo;80后&rdo;

近些年来，回忆八十年代成为热点。任何一个时代，一经回忆，总会被多少笼罩上一层玫瑰色，更何况，回忆变成文字，往往是少数文化人的权利。拥有话语权的人，便下意识地装饰或扭曲一个时代，当然，这是每一代人的通病。

我生于六十年代，八字头的时代于我，就是从1980年到1989年，正是自己十二岁到二十一岁的十年时光，恰好，这十年，我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因此，我是典型的属于&ldo;四六八一代&rdo;，即出生于六十年代，受教育于八十年代，现在四十多岁的一群人。因此，看别人的八十年代记忆，对我也是刻骨铭心，那毕竟是自己的成长与青春所在。

这些年，人们发明了一个称谓叫&ldo;80后&rdo;，用来概括这十年里出生的人群。可我有时认为：或许成长并受教育于八十年代的我们，才更有资格被称为&ldo;80后&rdo;，因为那的确是我们有确切感知的十年。

知识分子在回忆中美化八十年代，无非是评价并认定那是一个精神追求更被放大的年代，理想的旗帜随风飘扬。但这种优点的背后，却有两个特点容易被人忽略。第一，精神的追求被提倡，实在是因为过去荒唐年代里，一言堂当道，普通人的精神被压抑得太久，一片空白，进入八十年代，各种思潮奔涌而入，饥饿的人们因饥饿而觉得什么都好吃罢了;第二，精神的富足是相对的，但物质的贫乏却是绝对的。八十年代，也许已经有许多慢慢富足起来的&ldo;万元户&rdo;们，可整体中国，依然在物质层面挺不起腰杆，很多年轻人靠追求精神而转移一下对物质匮乏的注意力，也就在所难免。当然，年轻的知识分子会视物质欠缺为一种美好的挑战，只要有精神收成，再苦也是温暖的回忆。可不该忘了的是：对于八十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母亲来说，如果她们也拥有回忆的权利，怕是不会像文人一样，为八十年代罩上太多玫瑰色吧，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痛，是母亲们最刻骨铭心的。

我小学毕业时的合影，距今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8月，它意味着，距离&ldo;八&rdo;字头的年代仅剩下几个月的时间。我那个时候，属于全班最矮的人之一，前排左起第三位。它也告诉我：在即将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自己是怎样一个体态。

八十年代已经跑远了，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轻易过去，一个长长的影子，注定会贯穿在后面的时代里，你只要细心就可以找到。下面是一些与我自己有关的琐碎记忆，都停留在八十年代，并且依然会以偏概全，只有局部没有全局，这些文字，只当是一个补充，或让真正的&ldo;80后&rdo;&ldo;90后&rdo;们一笑而过的背影罢了。

猴票与挂面

我的八十年代记忆的开始，总是固执地与那一张现在价值连城的邮票‐‐猴票联系在一起。这似乎从另一个层面证明，八十年代，不仅在记忆中可以升值，现实中，也是物质欲望可以升值的开始。

1980年，中国出了生肖邮票，第一张是黄永玉设计的猴。由于我自己属猴，头一年已经考到北京上大学的哥哥，在寒假回家探亲时，为我带了几张。其实他平常写信回家时，也贴着猴票，那个时候，正集邮的我，很仔细地将信封上的猴票处理好，收藏一张，而其余的，很平常地送给其他的邮友。在寒假回家的哥哥口袋里，真正让全家人兴奋和开心的礼物，并不是猴票，而是四五斤挂面。在当时的边疆小城，这挂面很难买到，大过年的，挂面是否取代了饺子成为心头最爱，已经记不清，但记得住的是：北京这大城市，原来有这么好的东西。

很多年之后，被轻易送人的猴票身价飞涨，而珍贵的挂面却已到处都是。

邓丽君与敌台

初中的时候，开始有人从广东等地带回小砖头一样的录音机，顺便还有邓丽君刘文正们的盗版磁带。某一个午后，聚到拥有此类物品的同学家里听邓丽君，这在当时是违禁的事情，因为邓丽君是国民党歌手，绝对的反面形象。然而耳朵可不顾这些，背叛了内心的紧张，只觉得邓丽君真是天籁之音。

不过在那个下午之后，美味成了思念，并不是家家都有录音机，货真价实的邓丽君磁带更是难以获得。恋上了就要找渠道，同学们都学会了在收音机的短波中，去悄悄地搜寻&ldo;敌台&rdo;，只为寻找邓丽君、刘文正。一旦找到，在那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楚的信号里，少年的心开始飞翔。而在当时，对此，我们并不太害怕，因为时常发现，家里的大人犯的错误更大，他们居然悄悄地听&ldo;敌台&rdo;了解新闻，而其中的很多都似乎是&ldo;反动&rdo;的话题。

也正是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代里，&ldo;美国之音&rdo;、苏联的对华广播及台湾的广播真的成为很多中国人私底下很熟悉的频率。我猜想：八十年代，也该是&ldo;美国之音&rdo;之类的广播，中文播出最黄金的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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