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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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2页）

（一）四字的特殊性

（二）语言矛盾

（三）慧琳与昙无谶的矛盾

我在这里首先要声明，&ot;目次&ot;中的&ot;五、所谓中天音旨&ot;，暂时不见于此文中。因为时间紧迫，而这一章又异常难写，所以我临时抽掉。过了几年以后，我又重整旗鼓，写了一篇《所谓中天音旨》，作为独立的论文发表了，其实是应该归入这一篇论文的。

现在想要介绍这一篇论文的内容，感到有极大的困难。一则所谈问题过于专门，过于冷僻，论证过于琐细，过于周折。二则对于对此问题没有颇精湛研究的学者必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岂非大煞风景吗?想了半天，想出了一个取巧的办法，只介绍&ot;一、问题的提出&ot;和&ot;六、关键所在&ot;，其余一概省略。我还是希望有兴趣的学者们能够耐下心来，把原文读一遍。下面先介绍&ot;一、问题的提出&ot;。

最初的原因是，我读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大般涅槃经》注中关于悉昙章的一段话，对悉昙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其中关于四流音的叙述，与我平常的理解不同，这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想探讨一番。后来又收到俞敏先生的著作《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和饶宗颐先生的《悉昙学绪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iddot;语文篇》二书，读后甚有收益。其后又读了荷兰学者高罗佩（r?h?van

gulik）的著作siddha和日本学者马渊和夫的《日本韵学史の研究》等等著作，又有所收获。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阅读日本古代僧人关于悉昙的著作上。经过长期阅读和考虑，我逐渐发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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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dot;这四个流音元音在梵文字母中有特殊地位和意义，在梵文佛典中是如此，在汉译佛典中也是如此。根据我的看法，四流音元音涉及印度语言史、印度佛教史、小乘与大乘的矛盾、梵文同俗语的矛盾，等等。因此，我决定先专门写一论文谈谈四流音问题。

现在接着介绍&ot;六、关键所在&ot;。

（一）四字的特殊性。这四个流音元音同其他字母是不一样的。《悉昙藏》中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外道（婆罗门）教一个国王学梵文，&ot;以王舌强，故令王诵此字&ot;。别的书中也有类似记载。这四个字是童蒙所不习学，&ot;世所稀用&ot;。

（二）语言矛盾。佛祖释迦牟尼是反婆罗门教的，从而也反对使用它的语言梵文。他游行说教使用的是一种或多种俗语。后来时移势迁，俗语不得不逐渐梵文化起来，到了古典大乘，就全部使用梵文了。可列一个公式：

俗语→梵文化的混合梵语→梵语。

佛教的对立面婆罗门教一直使用梵文。政府部门有一个阶段也使用梵语。后来俗语又抬头。到了公元后笈多王朝时期又来了一个&ot;梵文复兴&ot;。也可列一个公式：

梵语→俗语→梵语

（三）慧琳和昙无谶的矛盾。根据我的考证，二人的矛盾是三重性的：沙门与婆罗门的矛盾，大乘与小乘的矛盾，俗语与梵语的矛盾。

到了慧琳时代，印度佛教的经堂语是梵语。慧琳自认为是站在大乘立场上的;但他不理解佛典语言的发展规律，也不理解佛祖释迦牟尼的&ot;语言政策&ot;，矛盾因此而产生。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则无法理解，慧琳何以对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竟然大动肝火，高呼：&ot;哀哉!已经三百八十余年，竟无一人能正此失!&ot;

第107节：回到祖国（60）

介绍完了，我再重复一遍：四流音问题极为复杂，牵涉的面极广，我不可能详细介绍。只好让读者好似碰到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25?《再谈东方文化》（《续补》）

这一篇论东方文化的文章，如果有点新东西的话，那就是我引用了金吾伦《物质可分性新论》。他主张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我又引用了周文斌介绍西方一门新兴科学&ot;混沌论&ot;时写的一段话。我觉得，&ot;混沌论&ot;的思想带有东方综合的色彩。

26?《〈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序》

这是一篇很长、很重要的文章，其中阐述了我对寅恪先生比较全面的了解。简要内容如下：一，&ot;预流&ot;问题;二，继承和发扬乾嘉考证学的精神，吸收德国考证学的新方法;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一）中国文化的内涵，（二）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三）文化与气节;四、爱国主义问题。从这些简单的标题上也可以看出我对寅恪先生全面的看法。总之，我认为寅恪先生是一位有坚实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又深通西方文化的精神，能&ot;预流&ot;，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有气节的为中国文化所化的一代宗师。在学术研究上，多发前人未发之覆，开辟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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