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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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那是怎样神圣虔诚的敦煌情结!

当他们千辛万苦把这些材料带回国，却正值日本人用战火狂烧中国的江山。他们无法潜心研究。姜亮夫大部分手稿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毁于战火。

灾难又碰倒一张不幸的敦煌文化的多米诺骨牌。

而那个被肆掠了文献宝藏而兀自立在荒漠上的莫高窟，依然不能免于灾祸。

不时有来自海外的窃贼钻入洞窟，朝着壁画与塑像下手;游人漫题与日俱增。牧羊人常把羊群赶进洞窟来躲避中午的毒日头。

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在十月革命中被打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大约550人左右，给中国当局抓住。敦煌的官员竟然把莫高窟的洞窟当作最好的拘留地，认为这里四外大漠，关进去就只能老实呆在里边;一旦逃出来，唯有饿死。于是，这批白俄官兵便在洞里胡作非为，把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全发泄在壁画和雕塑上。任意涂抹乱画，写上斯拉夫语的下流话，还把一个安放古代公主遗骸的密室打开，文物掠夺一空。在这批白俄官兵被拘留的半年的日子里，在洞窟中支灶做饭，烟熏火燎，留下永远抹不去的污迹。

（莫高窟第196窟甬道、第186窟、第445窟等）

这乌黑的历史阴影告诉我们什么?

这藏经洞的悲剧又告诉我们什么?

损害中华文化的难道仅仅是外人?

史学家陈寅恪在为大型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书《敦煌劫余录》作序，有一段痛心疾首的话：

&ldo;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rdo;

（陈垣、俞泽箴《敦煌劫余录》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

这话真如霜天号角，呼叫着当世国人的文化良心，又如低谷悲鸣，唱尽一代学人痛楚尤深的文化情怀，云林，霜林，深谷，流泉。

然而，陈寅恪又说：&ldo;自（敦煌遗书）发见以来，二十余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rdo;

（法国、英国、日本等国早期敦煌学著作。包括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目录》、日本《燕尘》杂志和《朝日新闻》有关文章等）

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从他辽阔深邃的思想视野中，提出一个崭新又是历史性的学术概念：&ldo;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rdo;并望我国学者，&ldo;对内不负历劫仅存之国宝，对外襄进世界学术之将来&rdo;。

敦煌学科一确立，对于敦煌遗书的研究推波助澜，蓬勃兴起。

自20世纪40年代，学者们开始奔往西北大漠，去考察敦煌遗书更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把自己的文化责任送到那个久久被遗忘、被丢弃的伟大的莫高窟中。画家是莫高窟的行家。他们更是积极地参与进来，勘察洞窟，临摹壁画，考证年代与源流。通过文章与展览方式，向全社会传布了敦煌独有的神奇又迷人的艺术形象。

（最早一批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关山月、黎雄才、吴作人、谢稚柳、董希文、潘洁兹等）

凡是在1941年到1943年这段时间千里迢迢到达敦煌的艺术家，都在那里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并吃惊地认出他就是名满海内的一代宗师张大千。

在当时，任何人都无法明白，如此一位功成名就的绘画巨匠，怎么会突然离开他辉煌夺目的生活和在中国画坛太阳一般的地位，来到这举目苍茫、绝无人迹的天地中来?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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