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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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16]《小仓山房（续）文集》卷33。

[17]乾隆六十年十月上谕：从前皇祖升遐时，皇考即欲行三年之礼，经王大臣等再四敦劝，勉从国制。皇考龙驭上宾之日，朕亦欲仿行古礼。尔时王大臣等亦曾奏劝，朕皆不允。因奏知圣母皇太后，蒙严谕：皇帝此举差矣。我朝旧制，服孝不应薙发。设三年之久不薙，与前代汉人蓄发何异。且祭神最为吉礼，若因不薙发，遂三年不祭神，更非吉事，且于国典有关。此断断不可之事！朕初未念及此也。彼时即祇遵圣母训谕，不敢泥古。将来嗣皇帝如亦欲仿行古礼，当思天子之孝，与士庶异。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

[18]《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一时辅佐之臣如鄂尔泰、杨名时、朱轼、赵国麟、史贻直、孙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

[19]《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0]《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1]参见《乐善堂集》，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序；其少年读书之书屋&ldo;颜之曰&lso;乐善堂&rso;，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rdo;，集因以是名。

[22]见《乐善堂集》卷1；雍正十三年十月，上谕：&ldo;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rdo;；萧奭：《永宪录续编》：（雍正）十三年，上传位今上，降谕太子仁贤，曾密奏无杀年羹尧及抄家诸事（按：时年十五岁）。时举朝无一人言及也。今上登极后，逮年希尧治罪，以其迎合希旨，摧残骨肉焉。按：说前句&ldo;非仁无以得其心&rdo;是对老百姓，后一句&ldo;非宽无以安其身&rdo;是对臣下，亦为一解，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3。

[23]乾隆三年八月癸未，仲秋经筵。讲毕，上曰：&ldo;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者。盖宽者仁之用，故惟宽然后能兼容并育，而羣生之众有所托命焉。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rdo;

[24]《乐善堂集》，庄亲王允禄序。

[25]《乐善堂集》卷3。

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ldo;共时现象&rdo;，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增加到三亿（十九世纪，四亿），并与二十世纪的人口增加连接起来。中国开始面临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

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1]

故&ldo;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rdo;，并提出&ldo;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rdo;的想法。[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ldo;无作为&rdo;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3]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上谕：

惟是国家承产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续曰：从来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ldo;教&rdo;、&ldo;养&rdo;两条。因为恒产、恒心，相为维系。&ldo;仓廪实而知礼义&rdo;，&ldo;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rdo;。将施政目标定为&ldo;先养后教&rdo;。

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4]

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可以说都是在作&ldo;养民&rdo;的功夫，其后才转到&ldo;教民&rdo;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发现人口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五十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其数量之高，为中国历代所未曾有。

对于人口问题，如果说开始时还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数几人有识于此，此时则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并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之上，而是在认真地考虑其对策了。人口问题几乎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终于，它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人丁编审（丁数长期徘徊在二千数百万上下），而无人口统计。如何估算当时的人口数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若采用所谓&ldo;回测&rdo;（即向前&ldo;倒推&rdo;）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口，雍正年间可能已有一亿五千万人（乾隆六年实为一亿七千余万）。[5]而据官方统计，到乾隆末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三千余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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